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大势已去。尔德竭力安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提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上的王袍。”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烟，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罗知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一切。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兴致，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不完的“活”，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来：“这是非法闯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尔德非常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周围，枪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危险品。”上尉一下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

要来的还有何·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版的诗集，基曼图版社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闹的一天。诗人和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渊的边缘。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光透过窗照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里的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长的内格尔·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以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尔德沉浸在大的悲痛中。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觉稍好一些，他要授，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他悲愤地揭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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