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里冒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程的最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导致的。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顾骜听了暗暗，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理。

但是，另一宣传和辩论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行解释追认。

而年广久的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徽省的江南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山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就是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人的习惯，所以瓜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就够了。瓜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比如，那“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果然是他。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

短短几句话，就能分析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脑。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知哪些历史节能碰哪些不能碰。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几年，等斗争分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哲教授，分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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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一旁的风，都几乎想掏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生意。”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也是三次写《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名声和碑。”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要请帮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