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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脑壳都有可能破,但你的除外。”
“好,谢谢你,再说吧,这件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我也要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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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媚几次从五楼到四楼找常富波,常富波都不在,打他的手机总是不在服务区。她又到与院长同楼的办公室和政治
打听常富波的去向,政治
的人不清楚,最后从办公室主任
杰海那儿才知
常富波到大沩山开会去了,会期一天半,晚上才能返回。看她风急火燎的样
,
主任问她:“梅
长,有急事可以找陈院长,陈院长在家。”
“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说着,梅雨媚准备离开办公室。
“梅
长,你等一等,5·1大案确定了开
时间没有?政法委又打电话来问了。”
杰海拿着电话记录册说。
“就是为开
的事找常院长的,急死人了。”梅雨媚不想过多地言及5·1大案,她心里急得像
锅里的蚂蚁。
上午一上班,看守所的吴所长就打电话来,说蒋红兵闹监了,要见主审法官或常富波。接电话后,梅雨媚掐指一算,已一个星期没去看守所了。整个案情材料及准备工作全
就绪,她本想低调
理此案,尽量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此时已由不得她,社会各界及新闻媒
都异常关注此案。虽然新闻媒
没有找她,但办公室给她反馈的信息足以让她心惊胆颤。她并不担心
审的情况,担心的是蒋红兵这个人会在
审时发难,如果他一旦发难,她将如何面对整个
审活动,仅仅以被告人提
了新的事实与证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便草草宣布延期审理吗?不,绝对不行,否则,不仅自己的一世清名、严谨办案的作风全毁了,还关系整个中级法院名声,以及法律的严肃
和社会反响,那时,她代表的不是梅雨媚个人,而是法律,刚才的电话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蒋红兵坐不住了,他将会说
重大情况,怎么办?不去看守所肯定是不行的,回避绝不是办法,但常富波一直未下定决心,到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