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外介绍他时，我总是叫他为“圳碟王”。现在，每年想找一两本看了不反胃的、不烂睛的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一批看书的人转行看碟，碟送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世界。碟即影，那为何不叫崔建明为影王？因为他从不电影院。他每日里走家门是与天斗与地斗，与投产斗；但回到家里，他只和他收藏的差不多近一万张的影碟斗。崔建明通过对影碟的不懈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江湖上认可的电影专家。

作为专家，建明也像大师卡尔维诺似的先放下费里尼的著作不说，横空世先扯上一大段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这一，我也很理解。对于电影，我们几位朋友都像在路灯下看到一盘残局，每个人都憋不住胳膊挽袖上去支上两招，耍一番。建明的这一番耍，占去了《序言》的大半笔墨。但耍得也很彩：

关于电影，我总是有话要说。

我个人认为，就电影发展而言，真正备开拓意义的电影大师不过三个人：格里菲斯、森斯坦和威尔斯……用如此多的文字来叙述我心目中的电影大师，是想说明这样一观，自这三位之后，电影已没有大师。《一个国家的诞生》告别了电影的襁褓期，《战舰波将金号》创立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而《公民凯恩》则是传统电影和现代电影的分岭，电影学规则的构筑从此完成。而电影如今已是华丽包装下的游戏。即是游戏，那就看谁会玩，玩得认人面红、耳赤和心……电影的观赏无非是一场合法的相偷窥……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人并不满足于电影商人提供的大众消费—

接下来，他提到的当然是王樽和他的这本书。关于他夸奖王樽的话我不能再引了，因为，我还有话要说。建明在这个《序言》中，除了气壮山河般地概说了一通独光的电影史话，为一关于电影的文字作了某阅读的之外，他还恰到好地为王樽的这些文字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电影随笔。他用的是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说，所以，引了我下面的这些闲话。

应当说，“电影随笔”这个词对我刺激很大。算起来我与电影的文字关系大约有近二十年了。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混迹于长影的“七放”或“十二放”等小放映室里，观看当时的所谓内电影，《教父》、《八半》、《去年在里安》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就拿电影当成一件文化大事来研究，一直写影评，也算个资影评人了。近两年碟看得多了，我反而突然不写了。恍恍惚惚地觉得影评，尤其是我的那一吐为快的影评，已经不是东西了。这个觉最初是从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关于电影的文字开始的。她从电影里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写了更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那另类的思想与文字，令我汗颜。现在，我知了，那是电影随笔对影评的打击。但我没能想到的是，在我的边还潜伏着更贴近的打击，王樽的这些文字也在那两年就动手了，只是发表在远离我们视野的杂志上，有些本就没有发表，静静地伏在电脑里，等待着某一天猛然跃起击。

榴莲的气味最是无敌，老远你就可以闻到，不，是受到。成熟的榴莲因过分甜腻而发散的呛人的恶臭，像堕落又招摇的女人，让人避之不及，既厌恶又满是诱惑。她们成群结队，混杂着既低劣又贵，既烈又冷漠，既放，又清纯无辜，总之是极其复杂多义的觉，那觉波涛汹涌，势如破竹，卷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