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笼统的、没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现了羊，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的人喊来的。

他无法到她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手指咬得快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来，门里传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胎，一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呢？父亲，儿——他看不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受不到这天生的亲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娅，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娅。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想什么，便溜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了血，还要防止染，更不用说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就从这儿，从门看一。”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