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现或者像她的手到他的额。他喜诗中的这使人神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事，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的枝条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的运动比动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不像植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神，像崇拜圣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但都一味肯定最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并指，艺术是永远为服务的，而是掌握形式的一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悲剧的和充满泪的幸福，他的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照料好，把牵走了，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