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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的是自己加班的事，据说他经常加班，所以说他是一个敬业的领导。我信，他的政敌不信，说那是因为他教师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眉胡一把抓”的陋习，累死了活该，因为无能，没有金刚钻就别拦瓷活。念及次，我仿佛受到了他的疲惫——那时不象现在有微机尽可以玩，到夜，即使玩也没人愿的。

他真的来了，不想这次竟真的是老孙，我们乡的一把手书记，我那时还只见过他一面，或许他对我没什么印象，但我对他的印象却是刻的，一把手哪，那时我认为的天一样大的官。或许一把手都该如此，这是一个不拘言笑严肃的人。

我登时慌起来，象无意违反了课堂纪律的公认的一惯的好学生咋见到了老师那样，不知是该先藏禁书还是先语无次地辩白。

只要在同一系统里共事，难免情便会亲近了些，即使彼此之间存有严重的分岐，为了系统利益也必须一致对外。否则，会被认作叛徒。在一个乡里有许多分工，每一个分工是一个系统；超过了乡的范围，乡便自动地变成了一个系统；系统无限大又无限小，以此类推。由于我开始编在了农委，所以，我应算作农委派的人。至于我与书记、工委派之间，正是我所要讲述的重。

我的思想在飞快地转着，觉似乎该说儿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安？领导是不需要安的，有哪个领导肯掉这个价？不过，当时我还远认识到这个事实，只记得自己莫名其妙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受甚至家长里短都不分主题不辨真假且语无次地一古脑倒给了他。

说起来，书记对我的关注竟是由一个不礼貌的电话引起的。有一天夜里，时间记不清了，反正夜已透了，我正被一小说引得了迷，一阵突然的清脆的电话铃声唬了我一。那时，我还没有宿舍就住在办公室里，迷恋于刚兴起来的“够级”的同事因我经常不参加使他们凑不足六人无法玩而心存不满，便常开这样的玩笑，有时甚至冒书记的名。我抓起电话不耐烦地一连串吼，谁啊？更半夜打什么电话，有病！对方有儿恼，反问，你是谁？我惯常地答，我是谁；明知故问。他仿佛知我要挂电话，忙说，别挂电话，我，老孙，党委的。以为定是又在开玩笑，我未及他说下去便质问，你，老孙，就可以打电话？对方的语气竟一时间就能平静下来，却不失责备地说，你怎么这样打电话？等着，我这就过去。故伎重演，我怕什么，来吧。说实话，要不是那天我迷于书，这毫无意义的斗嘴确让我度过了那段难耐的浮躁期。

我和书记之间，并非人们所认定的亲戚或金钱关系，只是他跟我的一个我甚至还不认识的街坊曾共过事，据说得还不咋样。但我别新裁地没有竭力地去纠正那些言，说实在的，对于言的那些，我虽有所认识，却仍是朦胧的，完全在凭觉行事。人在缺少理智的情况下所的决定应该是下意识的，所以，说“别新裁”不为过吧。

他显然没容得我辩白，只瞟了一桌上的书，脸已缓了下来，不经意地翻了翻我特意地经常堆到桌上不为了看莫名其妙地只为了彰显自己因好学而必定与众不同又常遭同事反的形象的书（没办法，这是我当时最崇拜的一形象。反？那是因为他们不行，是嫉妒。其实，我又何偿在读？即便如此，也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想的办法，智商低的人想不自要不屑的表示），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反而难得温柔地问，你也有熬夜读书的习惯？我老老实实地答，嗯。但情绪绝对是可以染人的，他的温柔让我终于鼓起仍难免要小心翼翼地反问的勇气，怯生生地问，您也是吗？他答非所问地说，读书是个好习惯。说着，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又，不过，没办法，没时间，烦心的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