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时宜地乱叫，我甚至不会想到人还要吃饭，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不名分文跑出来的。

我找了一家有门头的房子仔细看了看，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我们邻县的一个乡驻地。那时候的北方改革还刚起步，不少东西仍在统购统销，个体私营尚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找遍了整个乡驻地，唯一的饭店便是乡供销社饭店。

饭店的生意并不好，两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正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尽管饭店的正中央高高地地悬挂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巨制牌匾，她们对到来的人却没有丝毫的热气，居高临下地叫喊着，倒象是人家欠了她们钱不还似地不耐烦，虽然这样的人不多，虽然他们多是询问几句便匆匆离开。

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她们实在不愿有人来打扰，因为待人离去后两人又能有鼻子有眼儿地说笑了。偶尔有几个到饭店吃饭的，都是穿四个兜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吃的简单又节约，没有多少剩余。看得出来，偶尔的这几位应该算是地道的熟人，因为她们的脸上能够拢起一团笑意，虽然多少有点儿勉强，毕竟声音轻柔温和了不少，间或还能与之开几句半色不黄的玩笑。

后来，我对此进行过专门地了解，她们多是有背景的女人，饭店的效益与她们的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干系，连经理都必须让她们三分。

显是我在门口长时间的徘徊观望惹恼了她们，其中的一位扔给我两个干巴巴的白面馒头，不耐烦地嚷着赶我快走，她必是把我当成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叫花子。准确地说，不是当成，而就是，那时的我与叫花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意识到，吃饭问题将是我今后必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回家还是继续走下去的犹豫中，我来到了一座小县城。小县城有两三个乡驻地那么大，零星的几座楼房高高在上而又冷漠地矗立着。

时已华灯初上，不争气的肚子又闹腾起来，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县供销社宾馆，宾馆门前的那些我当时尚叫不出名被误认作小彩灯的霓虹灯眨眼似地不停闪烁着，引得我直两眼发花。

及至到了近前才发现，有一高一矮两位身穿公安制服的人一左一右木头似地立于门前。高的怕有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矮的则绝不会超过一米六十；矮的肥胖如猪，高的则又精瘦如猴儿。如此鲜明地对比排列让我忍不住想笑，我强忍着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装作食客就混了进去，里面正举行盛大晚宴。

但我不久即被揪了出来，饥饿让我不肯就此放弃，我在期盼奇迹，奇迹往往这样：越是期盼越是姗姗来迟，而且期盼得越强烈越是不来。

三番五次，终于惹恼了穿制服模样的人，高个子冷不丁就撂倒了我，矮个子则上来就一阵拳打脚踢……

等我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座半圆形的桥孔内，周围横七竖八地蜷缩着五六位，其中的一位正打着鼾，鼾声如雷，显是他们救了我。

桥孔内蚊虫奇多，嗡嗡地叫着，叮到人身上奇痒难当。蜷缩着的几位竟能不以为意，偶尔抬手朝自己身上的某一部位响亮地拍一下便又香甜地睡过去。

我下意识地动了动，只觉浑身酸疼无力，连抬手挠痒的气力也没有，只能任蚊虫去叮去咬去随意挥霍着我的血液。这时候，饥饿又猛烈地袭了上来，为了抵御这股把剧烈的痛疼都盖了过去的饥饿，我竭力地去想象一些美好的东西。

想象也是现实的：如果现在突然拥有了十元钱，不，一百元，一千元，或者更多一些，我会去干什么呢？我尽力地让自己的想象档次提得更高一点儿，可脑子里能够出现的却尽是些油光光的母亲做给老师吃的那种白面馒头和我那已破旧不堪的木板床以及略显低矮的枕头之类的东西，可惜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也没有，哪怕有一块我最讨厌的黄面饼子和几根儿咸菜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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