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最多的时期，份证、结婚证、粮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不下十几，连自行车也要五元钱到公安派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往。第一次，车员倒很给面，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但再而三之后，车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行的“双”烟送给他极力地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的日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非要翻本被派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苦苦地哀求，心一，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