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关注一下别人吸烟喝酒，总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潇洒和张扬，但烟酒这东西似乎只有成年人才配而且天经地义地必须去沾染，而小孩子则是绝对碰不得的。这是我最初对烟酒形成的最为清晰的观点，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着。

待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尽管只是个经我父亲费尽脑汁才谋到的委培生，我父亲对我的管束还是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他甚至能够在公众场合给我递烟劝我吸。

我父亲在这方面有许多讲究，还仿佛就在昨天，凡是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找谁的，即使是找我的，我和我娘也只有忙活的份儿，除非我父亲唤，断不许上桌陪客，即使唤，我和我娘上去以茶代酒敬完客人三杯后也必须立即自找托辞离场，否则必遭一番声色俱厉地训斥。

逢年过节，一旦我父亲喝大了，他甚至会逼着我半跪乃至全跪地去桌上逐一敬酒，当然，我是绝对不能喝的，客人往往有感于我的虔诚常一饮而尽，我父亲便嘿嘿地笑个不停；偶有铁石心肠者坚决不喝，我父亲就会冲我发火，非要我替了不可，客人当然不肯，只能一饮而尽。

我父亲说，这是家长主人翁地位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对于他的转变，在一阵茫然无措后，我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越是你非要我做的事情，我偏不做。

我父亲自是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把戏，但他没有跟往常那样暴怒不已，反而象欣赏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似地专注地盯着我，连眼神里都透着笑，声音则难得的柔却绝不失庄重地说，过去，可能严厉了些，现在不同了，大学生便算大人了，今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过，烟酒这东西终究还是要学的。

我父亲何以会有此一说呢？必是有根源的，且勿需猜测，不妨去看他的经历，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应该都能从他的经历中寻出根源。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父亲刚开始倒腾油料那阵子，市场的管制仍很严，人们的吃穿用度一切都由集体派发，诸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等等，连打瓶酱油买瓶醋都必须凭票购买，除此之外的所有买卖关系一律视为投机倒把严惩不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然而，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凭票经济的长期高度短缺必然要产生不安分，所有这些不安分因素都归我父亲的姑父也就是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管。

治保主任是地道的贫农，因此革命最彻底，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都嫉恶如仇。我父亲虽是他的妻侄，常甜甜地喊他姑父，但由于父亲的“好逸恶劳”，他最不待见，而且两眼总在盯着我父亲，因为他显然已把我父亲作为村里最不安分的因素，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当真被他盯得头皮直发麻。

无疑地，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下去，我父亲必须先绕过他。要绕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诸如打小牌赌小钱儿之类的不良习惯，工作百分之二百地过得硬：在职十年间，他昼伏夜出，所有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段都被他盯得死死的，村里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哪怕是柴草失窃案件，村里人亲切地称他为“夜狗”。

这时候，我父亲的第一批油出笼了，如何运出去成了小本经营的我父亲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无奈之下，我父亲便开始研究他。

任何人都是经不住研究的，不久我父亲即发现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两口，便决定请他喝酒。那个时候还不时兴请客送礼，请他喝酒需得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他决计不会参加。机会便选在我祖奶奶过生日的那天，我父亲托了八层关系才搞到了三瓶酒。

按照我们家的老传统，老人过生日必要凑到一起吃一顿，按说是该有酒的，但酒那时属紧俏货，而且价格高昂，所以一般不上酒，除了我父亲的姑父，家里自没人喝酒，连我父亲这样的“街混子”也没喝过。

见桌上有了酒，治保主任甚是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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