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一笔玉米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叹着。

到年底换届时，境况便不同了，因他已不是党员，村里的党员要选他支书也无能为力。从一个领导降为被领导，他显然是不乐意的，便主动辞了职去乡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据说他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因为仅开业他便请了上百桌，耗资达万余元。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一起喝酒的趣事，听得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必是换命的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他支书的主要领导。

的一个手势一个神，常让我暗暗地嫉妒羡慕，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嘘的事儿。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洽烈。

我喝酒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些方面的引诱，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的是胖。时间已经是我到安宁乡的三个月后，地在胖家里，他不仅邀了所里的所有同事，还邀了他们村的支书，说是给我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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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再次下台，他再次去开饭店，亦同样是风光不再，尽他的开业费比第一次翻了三番，饭店仍在不断地赔，至今落了个四躲债的下场。

且说当日酒场他离去后，人们终于透了气，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然而，没说多久，所长便因我不喝酒的事儿与“林老”吵了起来，说来也怪，两个人见了面总在不断地吵。

我知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那天的费早已由所里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没脸地吃或者即使知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格。

据说，乡里他那些铁杆朋友汇报时都说他实在太冤，比窦娥还冤，连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家时购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参加就行了。

所长说，你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几年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了党又重新领导他的村民，不料却没了往日的雄风，很快就被村里的反对派下了台，原因是区划调整后由于各方面的投资加大村里的积累资金明显减少，他便自作主张地提了承包费。正如他自己所说，又没有装到自家的腰包里，仍是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