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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必要的疏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意志力无论强弱都无法承受如此强烈持久的消耗。烟酒应该就是这个疏的过程，随着能量的逐步释放让人得到尽管短暂的平衡而富有魅力。人永远就处于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织中，正因为不平衡，追求平衡才是人一生的目标。

这是我对烟酒的基本印象。

在触及正题之前，非常有必要首先对题目中的“官”字做个大概的界定。关于这个“官”字，在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再次提出难免有重复絮叨之嫌，但这个“官”字实在是门太过深奥的学问，虽身处其中也难以将其真正地弄懂搞通，即使当真有了一些想法，也多是一些臆测和感觉。尽管我有公认的口若悬河且条理清晰的口才，要想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讲清楚，也不得不空自慨叹文才的匮乏。

按照我最初的想法，“官”必定是一言九鼎的，所以说只有一言九鼎的人物才能真正算得上官。这个最初的被顽固地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印象，是从我们村支书那里传过来的。

那时候，我特崇拜村支书：一天到晚，他总高傲地背着手，紧绷着脸，绕着村庄东瞅瞅西望望，遇上人打招呼虽心里想笑却总要强自压抑着只悋懎地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伴着一声几乎毫无意义却是任何问题回答的“嗯”，还会再加上一句“难哪”，似乎他总有解决不完的难题。支书的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从没有改变过，而且越是遇上难题，这种姿势越标准，让人觉得从里到外都透着潇洒。

大约到我小学毕业那年，支书的这个被村民们所熟知所习惯让人感到敬畏却常给他们带来好运而引以为荣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眼里开始变得别扭甚至害怕，因为村里正在搞规划，只要他看上谁家的房子不顺眼，谁家的房子就立马要被拆掉。这就是权力。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在内，只要他发了话，便没人敢再去反驳他。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这绝对是一个大得可以撑破天的官。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当数我娘牵着我，提着半年来生病都没舍得吃一个才积攒下来的鸡蛋，去他家送礼时他生硬得石头一样的话和冷得没有一丝热气的傲态，那是因为某一天他突然发觉我家的老屋该拆。既然他说了“拆”，我娘便和村里其他拆迁户一样认为必定无疑该拆。

但由于我娘坚持要让我们兄妹四人读完初中才能下学，所以家境便比同样不宽裕的人家更困难些。倘若按要求拆了老屋，单凭村集体的补贴，我们家根本无力建造新房，一家八口将陷入无处栖身的境地，我娘虽觉胆颤心惊还是决定去求他。

拆是必须要拆的，他冷冷地瞄了一眼正手忙脚乱地从竹篮里往外拾鸡蛋的我娘说道，不过，你们家里的情况，咳，村里人都知道，拆，拆吧，拆了以后搬到营房去住吧。

营房并不是部队的营房，而是我们村长期闲置的一套房子，因其宽敞而被称作营房。营房是我们村二地主留下的，据说这套房子风水极坏，二地主刚建好还没来得及住，我们那个地方就解放了。二地主抛下自己的小老婆跟着跑去了台湾，小老婆怪营房给其带来了厄运便跑到营房里上吊死了。之后，营房便长期闹鬼，无人敢去居住，据临近的人家说，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常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待开了灯仔细听却又毫无声息，刚一关灯哭声又起，有的人甚至听出了女人在呼叫二地主的名字。

因此，营房虽比我家的老屋宽敞了许多倍，我娘当然还是不情愿，待要再去哀求他时，他只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便已背着手踱出门去了。

人穷志短，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家只好搬进营房住上了全村最为宽敞的房子。刚搬进去的当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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