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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乡镇工业创办成功给人们带来自信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心理，以表面上的柔气实质上的取代无休止的争论，是时代的一个特点。

我父亲便不这样看，他这样评价说，语气温柔了，训斥少了，不敢再争论，主意只能听上级的。他显然还不习惯这种领导方式，因为新书记的批评并没有让我父亲止步，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非要去竞争，而且扬言宁肯花掉自己的家产，尽管他注定要失败，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主儿，，尽管他听说新厂长居然是新书记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或许是我不能如愿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原就如此，事物之间的联系既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胡乱联系创造了可能性。胡乱联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能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因产生误解而造成感情上的伤害。难保新书记便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联系，尽管他极力回避类似敏感的问题，但我和我父亲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结果：他最终没能当成厂长，而我则因为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从民主评议第一名的名单中被剔了出来。

尽管这里的许多细节含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便劝我父亲再找一下老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述极为不满，以致于渐生厌恶。

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我的同志哥，有两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第一，工作是讲程序的，必须而且只能逐级汇报，你的汇报对象是厂长、副乡长，由他们向我汇报才是正常的；第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看重的必须是实效，你们厂最近的利润毕竟已经有所增长了嘛，这一点儿，咱们必须承认。关系？难道发展工业就不需要关系？说完，胸口在起伏不停。

我父亲认为，凡事只要能争论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同样郑重地说，我的书记哥，办工业可不能近视啊，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可以安心享受的时候。

书记有些恼，质问道，难道拓展关系能够叫做享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享受没人愿去。

我父亲同样有些恼，可现在明明白白就有打着拓展关系的幌子而挥霍浪费的事实。

书记不屑与之继续争论下去，哼了一声，留下一句“看着办吧”，甩袖而去。

看着办吧，其实是最难办的，往往是气极怒极的表现。气归气，怒归怒，可书记并没有象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撤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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