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所谓的工作，便是下乡指导工业生产，重当然是收取工业理费。工业分为乡办和村办两大块，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乡办工业由乡里投资，厂长经理自然要由乡里任命，拿乡里的钱给乡里，理费便容易收，往往借款也是要的，猴猴的厂长经理们有谁不愿慨别人之慷而换个人缘呢？村办就不同了，一般由村支书兼任，见面便是一通喊冤叫苦，得甚不痛快，但只要最终动用政府的权力，还是要乖乖的。

原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赢，现在变着样要我输，我却偏偏手运大红，净利落地来个通杀，惹得他们脸驴一样长。喝酒亦如此，非要喝醉我，我却酒量陡增，常喝他们个人仰翻。

同一不断重复的简单事件，往往也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并迅速折到的心境上，产生截然不同的觉。

所谓的“关牌”，即四个人玩一副扑克，每人抓十三张，红三先，最先完者为赢，输者以手中所剩牌的张数计数。

对，恶！恶！！恶！！！我不停地咒骂着，还是无法摆脱他，某天中午的酒后，我毫无理由地与他实实在在地了一架。——他是个大的家伙，铁锤一样的拳直向我的面门打来，我因酒而丧失了必要的机，一个躲闪不及正中面门，我当即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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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智计百的女人，总能够智计百，是我当时最为信服的人之一。我严格照她的传授去，脑里却除了会计的形象之外别无所有：会计或搔首姿，或挤眉，或扭着地嘲笑……我竭力想摆脱他，他却象恶一样纠缠着我。

待我醒来，已躺倒医院的病床上。据医生诊断，轻度脑震

，表妹则是先用火烤而后放到冰里去浸。两方式都没能把我拯救来，片刻的安宁之后，无边的寂寞和无聊再度泛滥起来，猛烈得让我无法自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与当时的环境不无关系。

但即使大胆地去设想有朝一日的后果，我也无法看到一丝希望的闪现。唯一聊以自的，便是回到家里乎乎地一一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又常常会突然涌上“岂非浪费生命”的慨，一会儿就陷了漫无目标的遐想，遐想着常常能挤几滴泪，而后在屋内急转。

自从我转正的事儿有了结果，或者应该提前至老乡长调离之前，那些习惯自称是我的叔叔伯伯的厂长经理们便已突然变了样，他们不再非要着我喊他们，里通常的慈祥、关怀、护的目光转而被冷漠所取代，尽他们仍在形式上对我的到来表示迎，一如既往地陪我喝酒玩“关牌”，惯例是先玩牌，后喝酒，再玩牌。

对于这样的环境，我毫无目的可言，明知如此不友好的场合，却偏偏又要不由自主地去应酬。潜意识里，我把这应酬当成了挑战，尽一提及他们的嘴脸，怨毒便自孔嗖嗖地往外钻，有朝一日……

指导，则本谈不上，其中的许多人自己都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呢？更何况其时工业已多半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厂长经理们还是迎我们去的，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的吃喝找一个看似合理合法的理由，尽他们的吃喝档次低得或许本算不上吃喝而只应该叫吃饭。

为此，她教我一自我平衡术：人在失落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想一些志得意满的事儿；而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则应多去想一想走麦城的时候；志得意满或走麦城，必替充斥于人的一生，二者彼此消长是维持人自平衡的关键。

其时，我的意识是清醒的，只是无法抑制莫名的冲动，不解内情的人都认为我必是患了病，唯独我表妹不。她说，如此举动不过是人类正常的生理调节，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现，本勿需兴师动众地去求医问药，必须求助于人自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