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架不住一浪过一浪的反对，最后还是把他从一片反对声中调走了。

凡事“尽可一而再，但绝不能再而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惯要求，尽心有不服，但我还是没有再向新书记递我的报告，毕竟我正经受着各方面的非议。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逃避，但这逃避却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新书记到任后，除了一些例常的调整，几乎毫无作为。

待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我却锐地注意到，他所调整的尽是些反对工业拍卖或者因为竭力支持拍卖而最受争议的，譬如分企业的副乡长，调走后便一直空缺。

我预到，他将要有所作为，我的观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的赞许。

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大规模的工厂拍卖开始了，不同的是他把工厂人意料的额亏损全公之于众，把亏损的原因归结到不完善的制上，称这些亏损为昂的学费，而提了“能人经济”和“税”的概念，说是能人发了财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税的方式既避免了继续大规模亏损又可以利用税去办该办的事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当真没有想到，习惯于沉默寡言的他声音居然如此有磁，向人散发“工厂该卖而且必须卖”的烈信息。

实践证明，他的法极大地促了我们乡民营经济发展。关于他的贡献，自有事实说话，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且说这时候一直空缺的工业副乡长换成了会计，他定地支持书记的决定，他总能够搞好与每一任领导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转正后，本没有受到乡里领导频繁变换的影响，犹如坐了飞机，由工委副主任、主任、副乡长一路升了上去，据说他还要继续升。

对比虽往往在边行，差距过大便失去了对比的意义。对于他的步，尽我仍存有淡淡的醋意，却已无多少嫉妒可言，而且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场合不是我最适合的，我决定辞职。

其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己的意见迟迟得不到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很固执，不懂得揣摸别人的心思，所以节奏总要慢半拍，所以便要任意而为，凡是自觉认准了的东西总要去试一番。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但当时尚不能自觉，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然再没有转正的指标，关于我的这一段经历也就以我遗憾地离开而告终。

再说工厂拍卖的事儿，说起来容易，起来却难，关键是没有买主。那个年月，虽说发展经济挣钱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凡是集的事儿仍容易犯当初办工厂那样一哄而上的病。指标、与工资挂钩的考等等诸如此类，卖工厂居然也这样，似乎非要在一夜之间理净才算彻底。

然而，面对这些虽不大却远远超家经营规模已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厂，又加上乡里提的严格的由本地人竞拍和现金易的限制，尽大家嘴里都在喊着“卖与买”，却并没有人真正去打“买”的主意，即使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俩儿钱的原来的厂长经理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