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喜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

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

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

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脸碰到冷，一脸地沮丧。

这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一旦有了好脸，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儿没喊“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凭一时激愤的决定终究有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

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产品的样式和能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而改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锁定在了国外。

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我之后更加令村里人无法想到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个决定，便是趁赢利正旺时卖掉企业。之所以要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想把村集从这些想却又不好的事务中解脱来，腾力去搞招商引资。

那时，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农村问题，必须首先建立一工农商优势互补的制，而这个制的心便是能够消化、收和解决我们村农产品的工商龙企业，靠工商龙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调整农业结构，提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抓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赚看起来也不算少的钱。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我们村甚至我们镇的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外资，尤其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朝企业。

当然，这个目标的本就不如赚几个钱那样实在，那样容易让人看到效果，反而常常给人以力给别人嫁衣裳甚至是损己利人的印象，因为少有人能够从长远来看。所以，由于担心那些无休无止地争论，我的这个决定绕过了村两委和村族长会议，难怪村里人都说我的作派越来越象刘老蔫儿，那样独断专横。

至于这一儿，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我说不清自己想竭力抵的刘老蔫儿何以会对自己的影响有这样。因为夏雨？不可能。我们为夏雨所的那事儿，都是阿惠安排的。至于我和夏雨的结合，则是后来的事儿，而且至今也无法达到我和阿惠之间那样的和谐，显然与此无关。

且略去碎话，再说我落实决定同样是麻利的，待村里人反应过来，我已与承购者签订了转让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