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倚着房门框斜视着客人，客人了解她的秉总要邀她坐，她却从来不坐。支书陪客人喝酒，喝多了话就多，她总会在关键的时候上两句一丝一毫也不会让支书失态。

你瞧她，半老徐娘，据有心人说上居然还透着的狐媚气，这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了难事只经过支书肯定是办不成的，必须首先要有她的允可。

如此看来，支书的下台必不完全因为支书，而是因为这个克夫相的女人！

女人的嘴无疑是伶俐的，少有人能辩得过他，只要你有求于她，她总能搬一大堆难办的理由，而若是见了礼却又能够立就眉开笑，更可恶的是事后必要拿到街上去说，且总一脸的不屑。人们恨极了她，自要以为是她祸害了支书，就暗暗地叫她“长妇”。

“长妇”在村里是最不受迎的，若要照自由从业者的界定，“长妇”所说的就是一些碎话，只不过碎话过了就沦为“长”。

从此，不说碎话就成为村里人一个公认的标准，必然地要以此加对孙后代的教育。

如此的教育让我固执地把所有与工作无关的话全认作了碎话，不仅从不说与工作无关的话，而且只要别人提及我也会找理由躲开。

人都有从众的心理，而且必须从众，否则就与人有了隔阂。

前面的讲述中曾有提及，其时，人们显然还没有如此多的碎话，但这并不妨碍因为我的表现而让我成为与众不同的人。

与众不同并不一定就是好事，至少在形式上不会有过命的朋友，往往要显得孤单了些。

但或许也正因为这个与众不同，大家就无需担心碎话外，所以总喜在我面前说一些碎话，甚至偶尔也会发发牢。

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些碎话或牢的未来的不良反应，人们在说这些话或牢时必要再三地叮嘱“千万别外传”，事实是，越这样说话的人越容易外传。

我自不会去外传，因为我压儿就不关心因而也无法清这些碎话或牢的内容，但问题还是发生了：某一次极小范围的谈话显然因为外传而惹得校长大发雷霆，大家自是要尽力地追查密源。

人是不该了解太多事情的。我定地想，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地表白自己而独我不屑这样仿佛我就成了密源，尽事实上表白最急的往往最可能就是密源。

其中的一位老兄最是嘴碎，经常地嘴里念念有词“抬老婆低汉闷闷地更厉害”，令我甚为反，所以我就经常躲着他，难“靠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我常这样想，可偏就有这样的人：你越是躲着他，他却非要往你上靠，即使我终于向他动了怒，他仍是不改样，我就恶毒地把他的脸想象得跟地一样厚。

他确有几分门，而且甚为心，同事们只要难事有说来，即使并非求他，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只不过帮过之后必要炫耀一番，常常让人尴尬不已。

这已不是嘴碎的问题，而是典型的臭，其实目的也简单，即尽力地贬低别人从而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