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了我竭力推行的改革，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导致思想混的源竟是我推行的改革的弱，所以制定了更加严厉的制度——一个单位必须要有严厉的制度并靠制度人。

然而，制度固然是必须的，但谁去落实呢？倘若不去落实，再好的制度又有啥用？理者？理者往往把制定严厉的制度作为自己的政绩，而我却认为这是他们在推脱责任，因为凡有责任的谁都不会忽视这样的事实：

人心既已到了如此的程度，倘若偏遇上敢于跟制度挑战的人又如何？回答当然容易，然而你当真要开除他吗？他说，扣了我工资，让我没饭吃，谁敢？难他家里人的都不吃饭？我正懒得了。

大问题？什么大问题？现在就没有大问题，大不了调我另一个镇，我不得多拿工资呢。

制度约束的似乎永远都是恪尽职守的多数人，遇上了这样的人还当真让人束手无策，其实，还有更束手无策的，即工不力——这毕竟不是可以用数量计算的力活，用看是无法看清的，却是没了工作又误人弟。

或许你会骂，“这人还有良心吗？”

他并不缺少辩驳的理由，“大家都不讲良心独叫我讲良心吗？”，似乎他不讲良心就对了，最该追究的应该是那些更大的不讲良心者。

这理论亏他想得，而且居然有如此大的欺骗，不少的人居然真的信。

王维就是这样的人，他父亲调走的失落显然完全传给了他。

我发现，当人发展到不满于现状又无所顾忌的时候当真是可怕的。

幸喜现了咱们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我不得不下台的转机，接替我了副校长的他立即就又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叫嚷着落实制度的激情似乎比谁都涨，事实上碎话最多的他却从未见他认真地理过谁，反落了个会工作的名。

难工作就是如此的吗？我实不解，年终统考全校的三个年级都明显地已落到了全乡的后，而他居然各类荣誉照拿不误。你有气？有啥用？

我曾认真地观察过他，而他照样风光，而且竟是面不改心不。

难这便是说碎话练来的功夫吗？如此看来，说碎话者必须要极为厚的脸功，任是遭到如何明白的现实地辩驳，也必须到照旧能够潇洒自如。

关于我下台的这段经历前面的讲述已有详尽的提及，现在只说人一生最缺最难得的就是象我这的角转换，尽这转换常常给人以致命地打击，如果没有丽萍的加，我也绝不会有如此的转换。

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抛开了人的承受力，这转换无疑是一财富，因为它能够让人更快地成熟。

这似乎也不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话题，但如是说却能够让人更容易理解逢有变故常常能够发生变化的事实，或愤怒而吼或一蹶不振或另图更有特的发展，总之连人的秉也会因之而改变。

至于我的表现，前面的讲述相信已足以让兄弟们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