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德哲学和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孟，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知识来获得这权力，就可以用孟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德上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地宣扬自己过于直，不是我的风格；同时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的暴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盼望，又可以反驳说，为一个中国人，你也！——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行货”与文化相对主义

《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江州，归宗。理他该给宗些好，但他就是不给。于是，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宗大怒：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固的行货，这是一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