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理准则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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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瞎浪漫，我还能提供一个例，是我十三岁时的事。当时我堕了一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理想国与哲人王（2）

现在有一“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解放全人类。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豪言壮语的机会。一九七○年，我在云南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不对。有一夜，我了半条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他们在受何苦，所以就不知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情，没这件傻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好可以使人误歧途，服从权势的望也可以使人误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沫飞溅地若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却是无可否认。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犬不宁。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至于到缅甸打仗的女同学，她最不愿提起这件事，一说到缅甸，她就说：不说这个好吗？看来她在缅甸也没解放了谁。看来，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但对自己还有用——有消愁解闷之用。“文化革命”里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华丽的台阶上”。这当然是瞎浪漫，不能当真：这样随便去攻打人家的总统官邸，势必要遭到国人民的反对。由此可以得这样的结论：解放的望可以分两，一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正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争。还有一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要去解救一些人。这解放我叫它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