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

从这个例来看，要逆转人，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我就不知，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了这东西。举个例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不老实的上拉下去打板。有了这两个因素，这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还是不糊涂，还知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的脆弱。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人的逆转（2）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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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经历谈不上崇；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状态正确的称呼叫“糊涂”。人的本是不喜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发生了哪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极难得的际遇，这些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经历是一崇的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了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来说，我认为崇有两：一是当时的崇，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光荣。还有一崇是现在的崇，忍受了这些痛苦、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的。我觉得这后一崇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上这痛苦，把它视为一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会自己骗自己的动。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经历是崇的。这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方法来达到崇。这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情况下，人就被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