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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2月28日《中华读书报》。

在国时看电视，有些日闹神，有些日闹鬼。假如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唱歌，那一天准是圣诞节。所有的人都在唱“静静的夜、神圣的夜”，有的频上是乡村歌手，弹着吉他，有的频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围在炉边唱。还有的频上甚至是帕瓦罗本人，在一个大教堂里和一群唱诗班的童一，把所有该在这一天唱的歌都唱完才算完——看一天电视就可以把所有的宗教歌曲都听会。那一天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国又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外国人没什么可说的，倒是他们国人自己在说：年年都是这一，真是烦死了。国人喜拿宗教开些玩笑，不是因为他们不虔诚，主要是因为老是这一，他们觉得有烦——好在一年就闹这一次。闹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的日打开电视，满屏幕都是鬼。那些绿脸的鬼怪从坟里钻来，龇着牙在街上走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绿的——当然，那一天准是万圣节。对这一老百姓早就烦死了，经常给报刊写信臭骂电视台，但他们就是不肯改。还有时屏幕上一片鲜红，有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手执大斧，在所有的频上砍人，直砍到人，血成河。此时你怎么也想不起还有一个砍节。找日历来看了才知，那一天是十三号星期五，也就是黑星期五。对于砍人的电视片，多数国人恨得要死，但电视台偏要放。他们

以小孩为准绳，可以反驳他（或者她）的谬见。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王小波全集》第二卷电视与电脑病毒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正题。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而且应当去冒犯势群。使最的人都到受了冒犯，那才叫成就。以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理学家；他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如你所见，笔者犯着手低的病。不过我也有好：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比方说，小孩、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以笔者为例，是一绝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文明国家各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前景为忧虑。最近应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视评论，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发现这前景就在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忧虑。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好的传统，现了对弱势群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上能过得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