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这发言是一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这作风。

他发言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情况，谈不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季就靠摆汽车渡，枯季就把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这里一年到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给县里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资信到底如何，但只要他真正投钱来，这是一个好项目。就这样一个好项目，也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三十年，合适吗？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理给你们听。我只知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王副县长分着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吧。”

家里有些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

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不伤人家的面。这一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他怀着一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拿来主义算了，不是不是分内的东西，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住了自己。他想这会儿自己正背时，明显落井下石的人倒没发现，但在一边想看他笑话的人还是有的。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又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要讲这个礼，就该老规矩办，有来有往。”

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