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这时的魏玛共和国已渐正轨，虽然保守派和革命派对议会民主制仍是心怀不满，但也只能作为既定现实无奈地加以接受，更何况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复苏已经使人们对危言耸听的“没落”论调不兴趣了。因此，虽然斯宾格勒苦婆心，但他的那些蹈的观念注定是曲和寡。黯然之中，第二年（1925年），斯宾格勒又回到了他的观念的世界，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题为“机”的最后一章，应当说是全书中写得最为薄弱的一章，这不单是因为这一章篇幅最为简短，论暧昧不清，更在于它缺乏前此各章那纵横捭阖的大气，那贯古论今的雄浑。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结尾章的仓促，1931年，斯宾格勒版了《人与技术》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追述了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发展的关系，即从前文化时期的落生活的武运用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技术扩张，并着力描述了今日技术时代的世界图象：技术发明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用，而只是为技术而技术，最终使人成为了技术的隶；作机的工人反对机的发明者；推动技术步的力量日趋僵化，等等，因此最后，那些有人将利用西方世界极力倾销到他们那里的技术作为打击浮士德文明的武，来征服和摧毁西方的白人，而西方人在此一征服中，只能坐以待毙，全无解救的指望，就像古罗守卫庞贝古城的士兵，当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他们因不知自救而死在岗位上。《人与技术》更像是对于西方文明的一首绝唱，其郁的悲观调和过于主观的未来臆测更像是一个为末世幻象所纠缠的祭司的心灵谵妄。

步30年代后，魏玛共和国的短暂生命也告寿终正寝，国家主义和族主义甚嚣尘上，以希特勒为党魁的国家社会党正在逐步攫取国家权力。面对这样的时局，忧心忡忡的斯宾格勒又一次涉足于政治。1933年，他版了《关键的时刻》一书，再次对纳粹党的族理论加以拒斥，对德国人的政治狂善言相劝。但是，《关键的时刻》是一思想倾向暧昧不清的著作，其中虽表示了对德国纳粹的族主义的不屑，可他却对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表现了某有限的认同，称墨索里尼是西方文明的“恺撒主义”时期人政治的代表；尤其

ranke）以后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家。

也许是因为著作成功而带来的信心，1924年起，格内向的斯宾格勒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各地旅游、演讲。演讲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德国政治有关，例如其中的一篇题为《德国青年的政治责任》的演讲劝告德国青年应明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以维护德国的政治传统为己任，实现帝国的重建。

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斯宾格勒就已预到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危险。斯宾格勒的族思想是被后来的人们——例如卡西尔——误解得比较的理论之一，他的族观念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与纳粹主义的族主义还是有甚多相左之。早在1922年《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中，斯宾格勒就已经明确地指，族乃是经由一共同的生命经验、一共同的世界而产生的一个共同，它与血统、生遗传甚至语言并无必然联系。而在1924年的多次演讲中，他直指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雅利安人理论和族神话，认为它们不过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残余渣滓，是一卑鄙的族仇恨。他指，纳粹党以衣着颜和徽标、游行和煽动的演讲、夸张的宣誓和庸俗的音乐来激起青年的政治情，乃是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是一危险的信号。在他看来，希特勒并不是领导真正的民族革命的“英雄”，而不过是像歌剧中扮演主角的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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