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通观，调以想象和象征的方式对的历史事件或文化产品作形而上的鸟瞰；如果我们非要说他与同时代有一互动的话，那这个互动的对象不是狄尔泰或布克哈特，而恰恰是达尔文主义。斯宾格勒喜说空间是时间的一个“反概念”这样的话，用他的这个说法来描述他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历史的有机循环论恰好便是达尔文主义的“古代－中古－近代”模式的一个“反概念”或“反图象”，因为如果我们可以从化的角度来看待有机的发展的话，那么，从衰落或死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程，又何尝不可以呢！然而，必须注意，斯宾格勒对达尔文主义的化论模式的这逆写，运用的恰恰是19世纪上半叶的生学神，即将每一生命（文化）有机视作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而非视作某一化系列中的一个环节），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的循环过程，或者说，有着自的命运的必然。他的历史主义是神学式的、启示录式的、浪漫主义的，而非批判的、或如狄尔泰那样以“历史理”的方式所要求的“历史地理解”。

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的神谱系。

斯宾格勒称他的哲学为“世界历史形态学”，而他所谓的“世界历史”，不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称“世界历史”就是各文化的“集传记”，而文化就是贯穿于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因而，从本质上说，斯宾格勒的历史研究其实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谓的文化的“形态学”研究。

一般地说，在历史中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基本的方向：一是把文化现象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作专史的研究，如启蒙时代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以及19世纪以来比较兴盛的各类艺术史、文明史研究，这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地还是文化本，还是把文化艺术史视作是整个历史研究的一补充或充实，亦即在潜意识中仍视政治史、制度史等为历史研究的主；另一则是调一般历史研究的文化方面，调历史研究应包括政治史、制度史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文化的领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张打破传统史学的狭窄的界，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别从政治制度、时代神、学术运动、科学与文艺倾向、社会生活、德与宗教等方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这一研究与第一专史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它反映了历史观念的一个大变化，即从代表贵族意识形态的局历史视野中开了一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历史视野。

除以上两研究方向以外，还有第三方向，就是对历史的一文化研究，即调以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整个历史的发展，这是一透视主义的历史观，它把人类的一切活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艺术等等，全纳一个文化的视角中加以考察，视它们是同一文化神在不同方面的现。18世纪的维柯的《新科学》是这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他视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和文明系（所谓的“民政世界”或“人造的世界”）皆是由一些“民族共同”，如宗教、婚姻和埋葬等发展而来，而各民族之所以皆有这些共同，乃是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一共同的人，即原始民族的“诗”，故而，从这原始的诗发，就可以探求到人类历史演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那一切表现或现象，从政治、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