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Ⅻ）常常把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curtius）所著的亚历山大的传记随放在衣袋里，其蓄意的用心无非是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great）在他的政论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录》（consid…érations）——中对类比法的运用可谓是炉火纯青。他把法国人比作腓力（philip）统治下的其顿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说，“甚至现在，德意志的温泉关ethermope），即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在腓力的手里”，这句话准确地写了红衣主教夫勒里（cardinalfleury）的政策的特征。我们发现，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与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并论，并把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剥夺公权令（proscriptions）混为一谈。

然而，所有这些类比都只是片断的和任意的，通常只会导致一暂时的倾向，即不是对历史形式作真正刻的领悟，而只是对其作诗意的或巧妙的表达。

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ranke）的情形为例：我们发现，他所描述的克亚克萨里（cyaxares）和猎鸟者亨利（henrythefo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间的相似，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不有任何意义；他还有一个常常被引用的类比，就是把希腊的城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这一类比也极少有意义；至于他把阿尔西比德（alcibiades）和拿破仑作比较，尽有一些理，但那是偶然作的。不像严谨的数学家，他们总能在门外汉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两组微分方程式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使用的是普鲁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众传奇式的笔，其目的仅在于描写世界舞台上可资比较的场景而已。

显而易见，那支着景选择的，本来说，既非某一原理，亦非历史必然的意识，而是一简单的个人喜好。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任何类比的技巧。各各样的类比拥挤在一起（今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的框架或统一，如果偶然碰对了——就这个词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也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是自本能的，但决不是依据某个原理得的。在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制定一方法，也没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这里原本有一个基，事实上是唯一的基，由它可对历史之问题获得广泛的解决。

类比法，就其绽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综合观念的影响，本应导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的任务是关心历史及其类比的象征主义，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主义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把布鲁图斯（brutus）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曾以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