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朽。埃及人甚至用编年学的日期和图象来铭刻他们的历史。前梭时代的希腊人则什么也没有传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真实的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结果，我们仅知的后来的历史就不甚恰当地变得十分重要了——但对于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掌握了许多国王的姓名，甚至他们确切的统治日期；对于这些，新王国时期enedure）令人唏嘘的象征。在阿尼赫特三世（amenemhet3）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镜的岗石塔上，我们今天仍能读到这样的词句：“阿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景”，而在另一面，我们读到：“阿尼赫特的灵魂比猎座还要，它与下界同在。”这真是对死之大限（mortality）和纯然的现在的胜利；它彻底地是非古典的。

第一章导言（2）

五

与埃及人的这类有力的生命象征相反，在古典文化肇始之初，我们碰到了火葬的习俗，这现了它以泰然之心忘怀一切内的和外的过去的特征。从石时代人们依次践行的各葬法中提取这一特殊的葬法，并将其提升为一葬仪，在迈锡尼时代，这基本上还不为人们所熟识；其实，迈锡尼时代的皇陵表明，土葬法被认为格外光荣。但是，到荷时期的希腊，如同到吠陀时期的印度一样，我们发现了一变化，这变化来得如此之突然，以致它的源必定是心理的。这变化就是从土葬到火葬（《伊利亚特》对这一象征的行为给以了充满哀婉的描述），它是死亡的仪式完成，是对所有历史绵延的否定。

自这以后，个神演的可塑就完结了。古典戏剧极少承认真正的历史动因，一如它极少展现内心演变的题材一样；大家也都知，希腊人的天是断然反对艺术中的肖像技术的。直到帝国时期，古典艺术还只是理——不妨说——它认为自然而然的题材，即神话。甚至希腊化的雕塑中的“理想”人像也是神话人，和普鲁塔克（plutarch）式的典型传记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人曾写下任何回忆的文字来记述他的内心视觉的经验。就连苏格拉底（socrates）也未就他的内心生活写下任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语句。对于古典的心智而言，能否对作为产生一个帕西伐尔、哈姆雷特或维特式的人之前提的动因发生反应，实在是个问题。在柏拉图上，我们看不他的学说存在任何有意识的演变；他的各自独立的著作仅仅是据他在不同时刻采取的不同角度写来的，他并不关心它们有没有联系和怎样才能连接起来。相反，在西方的神历史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现了一刻自省的作品，那就是但丁（dante）的《新生》（vitanuova）。因此，在歌德那里，古典的纯粹现在确乎是很少的；歌德是一个什么都不忘怀的人，他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坦白的，仅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忏悔的片断而已！

在雅典被波斯人摧毁之后，所有古代的艺术作品都被扔了垃圾堆（我们现在正从那里发掘它们），我们却没有听到在希腊曾有谁为了确证某些史实而为迈锡尼或费斯托斯（phaistos）的遗迹烦神心。人们阅读荷的史诗，但从未想到去发掘特洛伊的山丘，如同谢里曼（schliemann）所的那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神话而非历史。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著作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分地失传了。相反，在西方，那文化所固有的和特的虔诚态度，远在谢里曼之前五百年的彼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