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或“化学的”原，而且包括电和力学的量（quanta）——使得人们越来越需要那真正浮士德式的内心视觉的能力，这能力乃是等数学的许多分支（诸如非欧几何和群论）的先决条件，且是一般人所不有的。一个活动的量被认为是一广延要素，与任何的可觉的质无关，亦与视觉和觉全无关联，对于它来说，“形状”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古典的研究者来说，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莱布尼茨的“单”就已经是这东西，卢瑟福（rutherford）的由带有正极的原跟行星式的负极的电所构成的原的图象，以及尼尔斯·玻尔（nielsbohr）通过以普朗克（nck）的“量”来解释这个原结构而想象的原图象，更是这东西。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形式、大小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是纯粹雕塑的单位，正如“原”这个名称所表明的，是“不可分的”，但只是构型上的不可分。而西方理学的原，其所谓的“不可分”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它们就像是音乐的形象和主题；它们的存在或本质在于振动和辐，它们与自然过程的关系，一如“动因”对“运动”的关系。古典理学考察的是在既成的图象中这些终极要素的方面，而西方理学考察的是它们的运作；在前者那里，基本的概念是质料与形式，在后者那里，则是容量与度。

有一原的斯多葛主义，也有一原的社会主义，这些术语分别描述的是原的静力学的雕塑观念和动力学的对位观念。这些观念与对应的理学的意象的关系即是每一定律和每一定义所要考虑的对象。一方面——德谟克利特的那些繁多而混的原，聚集在那里，就像有病一样，于盲目的偶然而东奔西突；跟索福克勒斯一样，德谟克利特称这是αναγkη（命运），就像俄狄浦斯被命运所追逐一样。而另一方面——西方的原是象的力（force…points）系统，在和谐、活泼、由能量所主宰的空间（就像一个“场”）中运作，就像克服了一切阻力的麦克白一样。这两基本情的对立造就了两力学的自然图象的对立。据留基伯的观，原是在“自己的”虚空中飞动；德谟克利特也认为碰撞与反碰撞只是位移的一形式。亚里士多德把各别的原运动解释为偶然的，恩培多克勒则言及了和恨，阿那克萨戈拉则认为是相聚与分离。所有这一切也都是古典悲剧的要素；阿提卡舞台上的角就是以这方式彼此相关的。而言之，这些自然而然也是古典政治中的要素。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小城市，是沿着海岸线和岛屿星布的政治原，每一个都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自，然而又需要相互支持，其闭琐和相互的戒备达到了荒诞的地步，到都为古典历史中无计划的、无秩序的事变所累，今天才刚刚崛起，明天就又毁灭了。相反地——我们的17、18世纪的国，不过是政治的力场，内阁成员和伟大的外家则是有目的的方向和远见卓识的有力的中心。古典历史的神和西方历史的神实际上只能通过把这两心灵视作是对立面方可得到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言及原观念，将其视作各自理学的基础。创造了力的概念的伽利略和创造了αpxη（始基）概念的米利都人，德谟克利特和莱布尼茨，阿基米德和赫尔姆霍兹，都是“同时代人”，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在相同的才智阶段的成员。

但是，原论与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要更为远。前已述及，浮士德式的心灵——它的存在就在于克服在场，它的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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