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心如死水，完全没有反应。这里只有利益算计，只有欲望，只有阴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和人进行争夺，何况风烛残年之时？现在，他不希望为某种舆论提供证言———这种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富烨都是接任徐罘职位的最佳人选。富烨对z部党组选定吴运韬接任主任职位是有看法，对吴运韬这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些看法与怎样安排自己无关，与舆论的期望无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越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对吴运韬的负面评价，也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与吴运韬意见相左。这个极为爱惜名声的老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在觊觎权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道德破产的标志，是他无法承受的。

孙颖则忙于他的事情。从出版部主任升任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从来没敢想的事情。他对任何安排和变动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吴运韬提出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张的时候———尽管谁都看得出这些措施纯粹是为了加强吴运韬的个人权力———领导班子成员希望党委书记富烨提出不同意见。富烨的意见是：“我同意老吴的意见。”既然党委书记是这个姿态，已经选择好处世姿态和安心于现有位置的人还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呢？于是，一项项规定和管理措施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个不健全的领导班子，是形成专断权力的温床。最后的局面是：吴运韬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这个单位。

五年前，由于在k省卷入人事纠纷而走投无路的吴运韬，投奔到了z部，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终于把旗帜插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片高地上。也就是说，征服这片高地，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富烨在某个场合曾经为自己辩解说：“老吴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当然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受损失的不是吴运韬，而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法则。

个人生活法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历数我们的堕落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纪小佩说：“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抱怨我们这代人没有责任感，说我们没有坚守住人性的高地，说我们没有为他们看守好本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说我们怯懦得简直像是一群没有意志的绵羊……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无言以对。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时过境迁，就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量，扭曲我们的人格，压抑人的良知……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承担后代的指责。”

有一次，吴运韬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活动，实际上是著名作家在豪华饭店里的一次聚会，他听到一位从不写作却在文化圈占很高领导职位的长者谈自己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吴运韬记得很清楚，一般人说“官”这个字后面要加儿音的，那位当了官的长者不加儿音，因此特别有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这是一句箴言。每当吴运韬为了权力失去内心平衡之时，每当他为争夺权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骤，以至于隐隐地从道德上感到不安时，他都要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准备做的都是高尚的。因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谋取这些条件的过程中，他不考虑做事情，或者说，就连做事情也成了谋取条件的手段。所以，尽管他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结在于每况愈下的经济效益，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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