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的余兴节目，自然还是听歌，彭哥家的派对没什么新鲜玩意儿。这次欣赏的是诺拉？琼丝的一张大碟《回家》。据说她很快就要来华巡演了。

我把进彭哥的音乐间叫做“进棚”，而彭哥则自称那里是歌房。不管怎么样，里边由一小块一小块橡木条镶嵌而成的地板，回音效果确实好，起码比我在家里听歌强多了。

听歌中间，彭哥又闪了。

圣虹姐咬着我的耳朵说：“你出来一下。”

我看圣虹姐的脸色铁青，知道她要问什么了，脑袋骤然间嗡地一声响，直径比原来大了一倍，半径则比原来大了两倍。

“你发现没发现，你们彭哥最近有点不大正常？”

我眨巴眨巴眼睛，“没发现什么呀。”

“这样吧，明天下午我去找你，一起散散步。”她的语气带着某种强制性，想溜是溜不掉的。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34

“这下子，麻烦来了。”深夜里，再跟铁木儿煲电话粥时，我禁不住跟她叫苦连天起来，希望她能给我出谋划策之类的。

“除了实话实说，你没有别的选择。”铁木儿说。看来，她的智商指数也有限，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

“问题是我对彭哥的行踪一无所知啊，圣虹姐找我，只能扮演一回徒劳的角色。”我提溜着无绳电话，一边跟铁木儿说，一边从这屋走到那屋，又从那屋走到这屋，我知道，这无助于我的思维，却有助于我缓解焦虑。

我们俩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既然找不着对策，那么就采取颓废派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我撂下电话，像只鸵鸟一样把脑袋扎进羽绒被里，睡了。

无奈的时候，先睡一觉再说，是臭名昭著的颓废派的一贯伎俩。

转天，我还在做梦的时候，圣虹姐就来了，把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跟“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似的说；“鸡都叫了，怎么还不起来干活！”

看看表，才十点钟，比平时早醒了两个多钟头呢。可是，抬头看见圣虹姐的那庄重肃穆的一张脸，吓得没敢说什么。

圣虹姐一直拿我当亲兄弟看待，总说，一个没娶妻的人就算不得成年人，就需要保护，所以谁要跟我交战她都站在我的营垒里。我当然不会对她背信弃义，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彭哥千万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圣虹姐的勾当。

“你紧张什么？”圣虹姐问。

“我紧张了吗？”我反问道。其实，我能感觉到我的嘴唇在哆嗦。不禁，我想起俄罗斯那个一直躲在柏林的作家别雷，在他的《彼得堡》里就形容过哆嗦，他说：这嘴唇使人想起切成片的鲑鱼。

我们在厨间喝过秀大妈煮的咖啡之后，就出门了。秀大妈却从不喝咖啡，她宁肯吃蛋糕喝红糖水。

冬天的田野上一片荒芜，但是天空却出奇的晴朗，使人不禁想起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跑着的那匹马拖着一挂大车，马车上堆着自家种的大白菜，像是去赶集。

我们俩一边“垄山行”，一边谈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关于气候，关于流行性感冒，关于长时间上网所导致的脊椎疼痛，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别谈彭哥。

“柯本，你知道我为什么热衷给别人调解家务吗？”圣虹姐说。

一阵尴尬的沉默。

“告诉你，我是想从人家家庭生活的不幸中获取一些安慰。”

我怕冷似的把风衣领子翻上来，褪了褪脖子，“圣虹姐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听起来有一点龌龊，有一点卑鄙，有一点心理阴暗，是不是？可是，这确是事实。”圣虹姐的眼睛哀伤的时候竟然是琥珀色的，十分晶莹，仿佛是在燃烧。也许因为气温太低了，她的脸色是绯红的。

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真巴不得我变成一缕空气，立马销声匿迹，就解脱了。

“别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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