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没见，枝好像一下长了许多，也洋气了许多，甚至比普通城里人都洋气，上还散发着一熏衣草的味，显然是洒了香。这孩已经被圣虹和玲她们腐蚀了，我不知该为此兴呢，还是担忧。铁木儿问她这些天在什么，她说节快到了，她准备给每个叔叔阿姨叠99只纸鹤，新年礼。

“哦，房三爷来了。”枝仿佛才想起来似的说。

“在哪儿？”我问。

“就在楼下。”

我跑了下去，果然，见房三爷正在跟秀大妈聊天，说村西的小木桥的桥板糟了，该换了，得开个村民大会募捐。我说如果募捐的话，也算上我们哥几个，房三爷答应了。然后我就把房三爷请到了楼上，喝一杯茶。

（bsp;“三爷，接着给我们讲您的故事吧，您的故事引人的。”铁木儿央求房三爷说。

“讲哪一段呢？”房三爷问。

“随便。”铁木儿说。

我说：“上次讲到解放前，这次该讲解放后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陈谷烂芝麻都忘得差不多了，你们得容我想一想。”房三爷说。

我们静静地让房三爷去想，过了好一会儿，大概他终于捋清了思路，开始给我们讲，讲土地改革时，家家分田分地，他因为历史不清白，只分了很小的一间土坯房和很薄的一块庄稼地，而且离村非常远，来来回回要走十几里地。到了合作化的时候，又是因为历史问题，谁都不要他，这曾令他十分苦恼，他仿佛是个怪，完全被排除于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外。多少年来，没有谁拿正看过他，久了，他也习惯了，因为长期没有谈的机会，他差一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一度，孤独使他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恰恰在那境遇下，他学会了药和采药，一本残缺不全的《本草纲目》成了他的宝贝。与此同时，他还学会了嫁接果树，给牲接生，以及观察天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了，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猎枪都瞄准了他，造反派拉着他到游斗，说他是蒋介石的孝贤孙。游斗的时候，乡亲们又是喊号，又是丢石，有一次，一块石砸在他的额上，了十一针。还有一次，一个小伙踢断了他的……

“那时侯，人们怎么变得那么狠哪？”我问。

“着了呗。”不知什么时候，秀大妈站在了我们后。

“也不都那么坏，你们秀大妈就在我饿得要命的时候，偷偷给过我玉米饼吃，那要是叫造反派瞧见，非炸了锅不可，不好还得斗她一顿。”房三爷说。

“斗您的那些人，现在要是遇见您，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铁木儿问。

“有啥不好意思的，跟没事人一样，时不常还老是招呼三爷给他们瞧病、给他们的牲接生什么的。”秀大妈忿忿地说。秀大妈还告诉我们，现在的房三爷名气老大了，因为他抗战时亲参加了几场大的战役，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都来找他打听，回去以后就拍成电视或写成书。这样一来，他一下成了方圆百里的大人了，连乡长的儿取名字都要三爷给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