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金，他就靠着这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大的丝制万里长城毯，是在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开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上，那黑貂大衣被风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有土黄的小手枪，到有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的，以为最难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钱像，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概。

十五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位年轻女说他中了风，需要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打听附近的街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上人很少，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我只顾找地方。我们从酒店的第五大走到第三大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着，也许是因为石狮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到欣，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七六年跟他认识。七九年我和汤兰到纽约住过一段日，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请我们读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的餐厅厨房里，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