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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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张的心都快了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的泪不停地往下，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六年香港机场的贵宾厅。那时因为父亲病危，我搭最早的班机回台。市长从新加坡访问经香港回台湾。我知他正承受着大的压力和承担着人民的期望。我上前去，叫了一声：“市长！”我说：“我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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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清廉受到置疑，明人都看得他所遭受的冤屈。我非常愤慨，见他化悲愤为力量，对着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定地说：“我决定参选‘总统’！”我大声地叫“好！”我请朋友帮我送到他办公室。卡片上写着：“相信所有的人都知你是清廉的！我们支持你！”不久就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英九，谢谢你送来的。”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哦……”了半天说不话来，最后挤一句：“我们要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然后踩上去。”

英九终于排除万难当选“总统”。

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英九的三面之缘。

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半天说不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西装走来，材大笔，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多，但是他谦卑平和的态度却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