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家里住了半年。后来她老的一个老下实在看不过，自己单没有女，就把他接到国，收养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本来并不姓王，是改的养父的姓。去了国2年后，养父经营不善破了产，只好带着她回到香港（养父最早是从香港直接去的国，在香港还留的有房产），在北角靠收租度日。

养父经历破产以后，心理完全被打垮了，在香港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就喜上去澳门，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去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仅仅半年就把香港的老本也输光了。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把北角的最后一公寓卖掉作本钱，带着christy到维港对面的观塘去开了家小文店。

christy的最学历就是在国上了两年中。到香港来后本来养父还说送她去英语学校，结果学校还没选好就输光了家产，又不愿意送她去gcd提供经费的那低学费“亲中”学校，没有中五结业文凭也没法考大学，于是就只好不读了，呆在家里帮着经营文店。养父连遭两次大打击，其实人已经废了，整日酗酒，不睡觉的时候就没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对于当时还没满20岁的christy来讲，生活的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文这生意如果没有固定大客，光靠零售的话很难维持，于是又只好穿上廉价装，背个装满样品的大包去油尖旺四扫楼。她一直只能勉听懂广东话，但是不太会说，一开就是绵绵的台湾国语腔，走到哪里都遭人白。还曾经创下过1小时内在旺角被阿sir查3次份证的纪录，后来就养成了随时把护照（她一直拿的国护照）带在上的习惯，10几年都没变过。在勉有了固定客后，经常为了500港币（收平算大约相当于大陆现在的80块钱）的生意就地铁士倒上半天去送货，还得计算一下怎么走更省钱……

90年代后生意慢慢好了起来，christy把铺关掉，和养父搬回了福建人聚居的北角，开始专公司客的生意。穿的也稍微好了，至少不全是旺角的地摊货了，现在的客都在中环遮天蔽日的档写字楼里，穿的差了连楼都上不去。她给我提起过很多次第一个档写字楼置地广场时的情景“整个电梯里的办公室女郎，不谁的衣服都至少比我上的贵10倍，我只好埋看自己的脚……”这对一个刚20的女孩来讲，可以想象有多么艰辛和窘迫。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她去给一个银中心的老客送货，去了才知那家包公司已经搬走，上次的款都还没结，一下傻掉。但是她上稳住了，看空的办公间里貌似有个新公司租在看装修，是个老外，于是就大胆走上去搭了下话。老外有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送文的小商竟然能说一地语，于是就聊了1个小时。聊完后christy还竟然不知用什么办法让老外把送来的文也顺带买下了^_^

第二天christy就收到那个老外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去助理。christy本来不是很愿意，因为她一走家里的文生意就只能关张了，但是老外力邀，电话里直接给她翻了三倍工资，christy想了半分钟，开“5倍！”，老外一愣，随后笑笑，还是答应了。当时这个老外一个人从国派到香港来开亚洲办事，人生地不熟，能碰上christy他觉得简直是运气：能说利英语，懂粤语，国语更是不用说（当时的香港能说国语/普通话的本地人非常少见），而且最重要的是christy拿的国护照，老外可以不通过香港正常的劳工程序雇佣她，而是直接私人请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