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末年，凉州、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便是由氐、羌人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

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却不教化，只有加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于八王之时更普遍，如王浚，司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

士人缺乏气节亦是败亡关键，此与清谈调世有关，故当外族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取者。”

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数万人居西河。

一切政务尽幕僚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气。

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华夏古代经济中心一步迁往南方。

故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识大义。”

匈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带；羯为匈别支，居于并州、污。

一般认为，现代闽南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闽的中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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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晋书?王衍传》谓：“(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以戮力匡天下，犹不至今日。”

曹魏更将匈编军队，增战斗力。至于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长制。

如石勒少年时，即曾被贩卖至山东。故胡人“与关中之人，尸皆为雠”。

江统《徙戎论》指：“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汉人压，积怨甚。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职，同于编”，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赋税；有的被贩卖为佃客或隶，如山西太原，“以匈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甚至到贩卖，以充军资。

内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压，《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居关中及泾、渭二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形势极不利。

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

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落迁内，与汉族杂居。

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兵助平黄巾。

凡此，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将降附的匈分为五；分别居于山西汾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

惠帝元康元年，山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

五胡盘据中国北，产生不少危机。

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

世族如琅琊王祥、荥郑冲、陈国何曾、河内山涛等，皆无报国之心。

全国上下皆无气节，加上两重君臣观念，将相大臣因势变节，西晋岂能不亡！

晋初仍对胡人大加赋役，于胡汉互市时，胡人常被侵渔；治胡人的边吏，更对胡人大加杀戮，《晋书阮传》载：“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赏陷利，妄加杀戮。夫以微羁而御悍，又乃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永嘉之的爆发，可说是胡人反抗的峰。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如匈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

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人刘渊为北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大都督。

武帝时，郭钦指“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调关中百多万人中，“戎狄居半”，并州匈五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