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霍格在普通话中不太好发音，当年的孩们都习惯称呼他为“何克”。聂广淳是霍格所有孩里年龄最大的，我和他认识时，他已经79岁了。他这样对我说：“何克人很好。我们的学校历届校长都是中国人，他们会惩罚我们，可是何克从来不会。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却和我们成为了朋友，每件事他都和我们一起。他喜唱歌，闲时他也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中国的解放歌曲，甚至传统歌曲。当我们一起翻山越岭的时候，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是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也许今后也不会了。”

聂广涵，我们团聚会上最的男音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孩，我们孩的孩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

这其实正是乔治·霍格的特征所在。他生在中产阶级家，在结束了津大学三年的学习后，已经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22岁男。他从小接受教育就是要以积极的角度看待每个人，并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生活的整整八年，他所有的书信都充满积极乐观的彩，相信人的善良，并用事例证明他的观。

这名赢得如此多和尊敬的、在40年代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教书的英国男到底是谁？他究竟了什么，让人们在时代的起起伏伏中念念不忘？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霍格偶尔也会渴望回到津享受英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在中国工作的情。在他的心中，他知他永远也不会回到祖国。

霍格的工作和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诋毁。红卫兵破坏了他的坟墓，他曾经的学生也被迫辱骂这位他们曾经的校长。幸运的是，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人民日报》随即报了这个消息，听到这个喜讯，在他被埋葬的山丹地区，人们满心喜，开始大力赞扬他的光辉事迹。正如《人民日报》所指的，霍格的生命并不在他安葬的偏远山村停止，而是永远延续在他拯救和保护过的孩的心里。

当我在2007年来到中国，和霍格曾经的孩以及他曾经的女人聊天的时候，我才会到在他担任校长的那段日里曾经承受的一切。在北京和西安，有四名曾经接受过霍格父亲般慈的孩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继父”和校长。当他们回首过去，就会发现曾经是多么的机缘巧合让这位英国男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在为一家通讯社工作的时候，他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一本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书。这本书于1944年由纽约的小布朗版社发行，第二年又被敦的戈兰茨版社版。虽然有些读者批评他在描写抗日战争的曲折时有些“稚的笔”，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畅销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国家。

他从来都是轻装上阵，穿梭在中国西北，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但是无论是徒步、骑还是搭乘破旧的卡车，他都带着他心的打字机。霍格从未停止过写作：书信、短文、新闻和特写。1941年，他参与了报当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工作，这改变了他的命运。随后，他以“洋秘书”的份加了这个运动。“洋”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有独特的意，即任何外国的品或者外国人都有“洋味儿”。这项工作还使得他在1942年成为了陕西省中北一个名为双石铺镇的一所工业合作学校的校长。也正是在那里，霍格找到了他的真正使命。

如何蹂躏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在1937-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一个曾经大的国家在敌人极端残暴的行径下，半江山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