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是幸运的，作为记者，他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从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不断暴的日军残暴行径都是新闻记者不得不报的残酷题材。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日军则是乘胜追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到中午在汉一家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房租，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一辆自行车。而自行车对于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记者来说，可是必要的装备。那时的他太缺钱了，甚至连往日两星期给家里写封信的习惯都要改成一个月写一次，为的就是节省邮费。他还要求家里用很轻的信纸和信封给他回信，因为他发现如果信件过重会加收额外的费用。在中国的战争年代，邮政服务费用计算的非常细，为的就是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霍格父母寄来的信有些确实石沉大海，但是大分还是到了乔治的手中。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信件要经过海运到香港，再陆运到中国内地。然而，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从英国到中国的邮件甚至要经过俄国这样漫长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达中国。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了几个星期来到汉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是幸运之神对乔治的最大垂青，因为这使得乔治拥有了媒资格，给了他结识更多改变战争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机会，还包括给了他在各路媒中的地位。总之，这份工作为乔治打下了实的新闻报导工作的基。建立于1907年的合众国际社和当时的路透社、联社之间是竞争对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报笔挑战新闻界的霸权地位。在合众国际社的总编罗伊·霍华德看来，其他的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太过沉闷与无味，因此非常鼓励他的员工在稿件中注更人化、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霍格尝试过教授俄国外团英语，然后又到汉大学教书来赚更多钱。他签订了从新学期开始教授英语和经济学的合约——可9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学校被迫关闭。

后来，乔治得到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工作，这在某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经济问题，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80元，在面临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当地来说，已经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弃了和中国商人在一起的工作，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合众国际社的号是“报发生在每时每刻，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新闻”，他们已经在汉派驻了一名优秀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新的明星记者现，例如报战争冲突的贝·格拉汉姆。贝尔登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帮”的其中一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乔治介绍给他，而他也很兴边能有一位新手帮助他些跑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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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

现在，我们已读不到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工作时的报了，但是从日后他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新闻稿件以及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很好地研习了在合众国际社时习得的要。这份新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他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国记者。那时的工作很艰苦，且乔治很少得到总编的表扬。然而，他学会了如何编写一篇短小悍的新闻，还练就了妙笔生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