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银行以及富有的市民们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装修良好，并且装备着厨房设施。加入这些避难所的邀请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亚记者罗兹·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会如何将袭击转化为商业机会，通过大量投资修建位置较深的避难所，然后在空袭的月份里售卖50美元的季度票给会员们。

1938年12月之后到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泞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号的耗子活蹦乱跳。日军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经被毁掉，城市外围的地下就是法默称之为“肮脏的通道和几乎垂直的石头楼梯组成的中世纪沼泽”，对于那些不够谨慎的人，含水层喷出的水能将这里变成危险之地。河边地区与城市街道一样拥挤。从汉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舰与舢板和小船争夺地盘。

重庆与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远，离印度比上海更近。数个世纪以来，该城市从滨水地区沿着避难的山区向上扩展，在这里房屋依附着悬崖峭壁，看起来有几许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跷上建成，用图示解释了长江一年一次的涨潮：西藏山脉的融雪让“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止。

就像其他新闻记者一样，霍格到来的时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占据或是毁坏。除了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现在还是美联社的通讯记者，同时为《曼彻斯特卫报》撰稿，他的报道为各大媒体所重视。在名为“媒体旅店”的偷工减料的政府建筑楼里，他设法与媒体团队的其他人同住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旅店就在一次轰炸中被毁，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楼，窗户上糊着油纸，地面是胶合板，这样的建筑成了老鼠的天堂。媒体的人们虽然很憎恨这新楼，但是新楼的建立仍然使他们士气高涨。一种英雄气概弥漫全城，与伦敦的反空袭热情相呼应。新闻记者、外交官、国民党和官员与上班族、船夫、人力车夫和贫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标，面对着相同的危险。轰炸让人们对日本同仇敌忾，并坚信日本将会被打败。

虽然霍格仍旧是个新闻记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却让他无法行动。美联社对于农民阶级的故事不感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和美联社一样，还是有一些主流媒体对此感兴趣的，例如《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他们将霍格视为信息来源，来获取合作运动成功的乐观迹象。许多旧日的汉口同僚们都在重庆市，霍格与他们密切合作来撰写工业合作社故事。

美国记者安娜·雅各布是重庆媒体界的一名新成员，她1940年离开好莱坞，抵达中国，之前她一直为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她在《时代》杂志社与西奥多·怀特合作，她对于重庆的悲惨处境以及那里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处：

这个城市老鼠成灾，生活条件极差，食物糟糕，弹坑随处可见。所有的东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湿，就好像正在发霉一样。夏天湿度很高，臭虫疯长。在人们的房间里，离人4英寸对面的墙上爬着蜘蛛。所有（媒体旅馆）的水都是用木桶从长江边打来的，我们一天只有一铁盆水用来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们的靴子，咬穿电话线，吃我们的肥皂。但是，虽然身体上极不舒适，但是精神上却极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来到重庆的人是幸运的。去年5月是轰炸最为猛烈的时候，也是日本空军战争期间单次任务出动轰炸机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毁国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谈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庆，他为美联社做了很多有关轰炸破坏的实地报道。

日本轰炸机编队从他们已经占领的汉口空军基地发动空袭，来回要经历1200英里的旅程。黄昏时分，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对城市进行进攻，这是传统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闻记者从俯瞰城市的山顶观看空袭，他预计参加袭击的飞机有250架。燃烧弹加上5百磅烈性炸弹形成了1英里宽的火海，在这个木柴之城熊熊燃烧。

新武器使用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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