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了答应。

朱元璋针对这些问题，设置了一系列的丧葬礼仪。

纵观整个古代，丧葬仪式却并没有本质的变化，都分为丧、葬、祭这三个方面，包初终、小检、大检、成服、葬、卒哭、小祥、大祥、禪这些基本步骤，改变的内容，往往只是细节。

茹瑺面对这攻击自是无所谓，朝廷里混久了，脸厚实多了，只平静地问：“我听闻忻州衙门拿走了你们的煤矿山，还制迁移你们至北直隶，这些事可都属实？”

这规定是有着积极的，以孝立国，推崇孝，这在古代是人之本。

茹瑺打算“撞门丧”，并不是于礼貌问题，毕竟黄家死的人不是官员，还不到茹瑺这官来哭两嗓。

朱元璋规定，父母一视同仁，诸也一视同仁。

照朝廷规定，“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世袭爵”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称“死”。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明代丧制最大的一个特征，竟然是“平等”。

茹瑺也清楚在这个节骨上，实在是不适合谈论“公事”，但自己时间不多，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忻州，只好违背常情。

这在元代与之前的一些朝代中，父亲去世了还是守孝三年的，但对于母亲去世，很多时候只需要守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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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祥言语冰冷，只差指着茹瑺的鼻大骂，我们不招待，你咋还不走，要脸不？

在其他时代，丧俗的问题多不会引起朝廷官的注意，毕竟底层有底层的搞法，一般也不会违禁。

三年过了，可以回来继续当自己的官了，老熟人都已经升迁了，自己还是小小办事员。那就接着熬资历吧，这看着熬，升官当了侍郎，突然之间，父亲大人又走了。

但明代初期是不一样的，还是在元朝上。

茹瑺此番山西，绝不只是负有监察移民一项使命，还有访查民间，了解民情的使命。

朝廷的光芒照在百姓上，否则，他们将永远站在暗中，或顺从于朝廷，或顺从于白莲，或顺从于、佛！

没错，在极度严苛、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在死这件事上，明代却有着“平等”的“闪光”。

黄甸是百姓，只能用死。

没办法，只好回家奔丧，再次守孝三年。

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层意，那就是对民间丧俗的调查。

比如某举人考了几十年，终于中了士，已经五十多岁了，好不容易当官坐堂，还没喝几茶，母亲去世了，伤心绝，给朝廷报告一声，然后回家奔丧，守孝三年。

在明朝，得上死的，也只有百姓了，什么官员都不称死。

茹瑺、杨溥黄家，也免不了掩下双，低声哭上两声，喊两句“黄老人家，你怎么就死了呢……”

茹瑺谢过杨重九，看了看黄家大门，对一旁的杨溥：“既然我们来了，就凭吊下老人吧。”

“黄某谢过几位，只不过老爷离去不久，我等为人孙，还需灵堂尽孝，无法招待，还请谅解……”

官贵族如此，上行下效，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民间。

不过，这个规定也可能害死人。

所以如果在明代有人骂某位官员“死老”的时候，很可能不是打情骂俏，而是骂他不当官，只当个下等的百姓……

即便是在洪武时期，这“收继婚”在汉族地区，也并非是完全杜绝的。

即无论是死了父亲还是死了母亲，都需要一视同仁，亲生儿需要服丧三年，非亲生儿服丧一年。

黄祥原本想要让人打发几人离开，不要打扰你自己守灵，可下人去了几次都赶不走，黄祥只好安排安排黄亮守灵，带着黄矩去见茹瑺。

毕竟“忠孝”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所谓的“举孝廉”，就把孝放在最前面，还有“求忠臣必于孝之门”等。

朱元璋的丧制革新，提升了“母亲”的地位，相应的“庶”地位也得到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还是有着一定的平等思想，他选择朱允炆作为接班人，而不是选择朱允熥，或许也有着这思维在其中。

待宾客散去时，茹瑺、杨溥却留了下来。

相对于其他朝代，

元朝嘛，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作为一群游牧民族，“收继婚”自然也带到了中原，父亲挂了，娶了母亲（非生母），兄弟妻，那也不是不可以娶的……这“-”，极度违背儒家传统礼法的事，经常现于元朝。

等到三年之后，自己都已经六十好几，大不如从前，老昏，回到朝廷还没几天，就因为错别字挨批，贬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