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曰]：‘如是，则君已重过矣。赐闻诸夫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贡曰：‘夫亦信其筮乎？’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见廖明《帛书周易论集》第389页）

《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晚而好《易》而产生的突破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对《周易》质看法的一致。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分明。孔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现了孔后学者对孔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但这些反映孔对《周易》一书老而如此的喜观学习，并且如此的详细记述孔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与定，却不见于《论语》一书，这是什么理呢？可能是孔的弟认为《周易》(因秋时期史巫曾用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书，就是老师孔看了什么，也不能记录到《论语》里。

在孔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筮卜上运用的“八卦”，并结和《周易》里文辞当筮辞，这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认识世界的时代，但早期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学者心的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说法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论语》一书所涉及到孔对《周易》一书说法，虽不像帛书《要》文里如此那么详细，但同样现了孔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巫史相背的，孔里的《周易》就是一义理之书。这是孔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伟大的孔，那是有了孔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一篇“君论”，也奠定了孔“君”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论述很多，但“君”论不是孔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继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