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的对象，是官之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

《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有了忧患意识，故才调了那么多的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理的基础。《谦》讲的是德的枢纽。《复》讲的是德的本。《恒》讲的是德的巩固。《损》讲的是德的修养。《益》讲的是德的增。《困》讲的是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德作为了立世的本。

自《周易》始为“君”设定了德的建设，把德显然变成了政治谋略的促成条件，即“君”的德之目的成为了关乎政治成败的关键。只有心怀危机和忧虑的“君”才能在众林立的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而忧患又可使担当大任的“君”经得住考验。

有了忧患意识，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会对人生与社会有所认识，才不会对事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经过了一番沉思熟虑的理思考，而产生了一伟大的《周易》哲学，这理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们。

有了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像迷途的羔羊。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产生觉悟而担当起责任。有了忧患意识，才能看清未来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才树立起“有孚”（君民）这面飘扬于东方的民本思想大旗。如同有了苏格拉底的忧患，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如同有了普古斯丁的忧患（沉思），写了《忏悔录》，把内心人生的苦难向上帝倾诉。如同有了笛长尔的忧患（沉思），写了《第一哲学的沉思》，才开辟近代认识论上的新航路。正是有了哲人的忧患，人类的航船才不会在迷茫中盘旋。有了哲人的忧患，才指引着人类朝着光明路途向前。

《周易》的忧患意识，是人类理的起始，彰显着人文神。《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对客观世界及现实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及其所造成的事的矛盾，而怀有一积极向上主动的应对和预防意识。不同于宗教意识来源于对世界之不确定的恐惧，而把自寄托于神明，从而消除了自的能动。《周易》里的忧患目的是让统治者（君）时刻觉醒，而提执政与自命运的警惕。而转化忧患的本路在于“君”的德，这就是《周易》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显著特，并对其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