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于战国时代。《公羊传》着重对《秋》义理的阐发，讲求“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本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神启决疑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角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与王，似理非理的双面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灾异之象，把天观引向人中来，以天解释人，形成了董仲舒的天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虽用于阐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里的文句。并以此引用论证等级制的合理，君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灾异上解释世秩序。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秋繁》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