甥舅。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的这些内容是《泰》里《需》繇辞中的内容。通过《左传》筮例的这称法，“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引用内容来看，这不是后人认为的变卦形式，而是巫史用原创《周易》里名称每卦中的繇辞名目。总之，这“某之某曰”不是所谓的变卦形式，而是把原创《周易》改造成卦繇形式而现的称法。这是“六·九”爻式前期的一《周易》结构形式。否则《左传》里筮例所记的如“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里的内容，特别是以及引述《周易》里的某些篇章的句直接用于说理时也是这形式，变卦说，则是解释不通的。

虎用秋《周易》文本筮的是《泰》中的《需》繇辞。不过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辞对所卜问的援郑事情行解说后变成自己的话说来了。即“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启，帝乙之元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这是把《泰》里的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认为的“宋方吉，不可与也”的联想比类据上。

虎算的“宋方吉，无可与也”的理由，正是通过用秋《周易》文本筮的《泰》中的《需》繇辞“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得的”天机”。虎只用这《泰》里的一繇辞来解读是否兵援郑吉凶可否。而没有运用《泰》里的“六联”符号的“八”取象，也没有运用《泰》里《需》（繇题）符号中的“八”取象来一凡兵援郑的可否推论。而单用一条繇辞就看“宋方吉，不可与也”的”天机”来。虎筮《泰》卦中一繇辞（即排第五的繇辞）来断事情。巫史把秋文本《周易》当成是筮卜之书，所以《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被巫史当成筮卜的繇辞了。这虎是用《泰》里的《需》繇辞里的话解释兵援郑于否的吉凶依据了。我们今天打开今本《周易》，看到《泰》卦里的第五爻辞已然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一字不差。

原创《周易·泰》篇中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由小到大的发展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理。而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割裂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为主行占后。而虎又用秋文本《周易》筮《泰》卦中的《需》繇题中的繇辞。不过有此巧吗？刚好筮六十四卦里《泰》里以《需》繇题的这句繇辞吗？岂不是虎装模作样及信开河故意说这句繇辞呢？目的是打消主援救郑国的计划。

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不可援郑的“理”来。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虎直接从《泰》卦中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兵援郑，应看筮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虎所筮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元吉”不正是兆示着一上上大吉的好兆吗？完全可以推定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虎调转180度，却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兵援郑。这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元吉”的结果么？可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启的后代。而微启是帝乙的长，“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微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启，可算卦得会联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占得的结论是度一致，都是不能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即赵鞅)也就只能听命于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