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我是凉州总，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府佐官始终没有齐，许多人都是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各总府的总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心，容纳了、法、墨、五行等家一些思想，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派，有的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各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系就像树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反而加剧经学内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来的《白虎通义》，重采用董仲舒天人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应学说，也被得面目全非。

这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前来国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一百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令国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分、无法评甲乙丙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