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兵的重任。

实际是朝廷不拨一兵一粮，任由苏迟以四州一军的战争潜力对抗同军。

国难当，特事特办。

天用人不循常例，众臣也没有人红。

以京东西路当前的形势，这付担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挑得起。

权势富贵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苏迟不愧为国之城，明知这项任务极为艰，也不讲任何价钱地接受了。

其人知以数州之地对抗一国容不得半侥幸，当即带贡献自己的俸禄，并下发政令，号召济、单、濮三州和广济军四地百姓捐献钱粮共赴国难。

此令一，治下百姓骂声一片，苏迟却不为所动。

其人为前线帅臣，第一位要考虑的是济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没有钱粮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气而导致济州失守，使得同军大举西，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钱财都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国派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神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秋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