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君，退小人”之类的上书。

赵桓除了没到如其老那般亲自上阵敬天之诚外，该的真的已经都了。

无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诏罢都、将作监承受内侍官。

实际上，自太学生聚暴民屠内侍后，作为天耳目皇帝私的内侍已经很少有人敢办事了。

赵桓此举其实是以诏令形式正式剥夺了内侍作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经众正盈朝了，天还派内侍为承受监察地方，这是信不过谁呢？

然而，仅仅过来一个多月的时间，上天又降下异象。

八月七日，又彗东北，长数丈，掠帝座，扫文昌。

赵桓这回没辙了，只能诏以彗星避殿减膳，令从臣民间疾苦以闻。

要不怎么说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赵官家为天下苍生了这么多实事，关键时刻自然会有忠心臣为其解忧。

御史中丞陈过便及时上奏，言：“彗东北，应在伪同，此乃贼将衰之兆，非大宋之忧也。”

众臣皆以陈中丞之言甚妥，并为天贺……

大宋的面临的窘境毕竟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相较而言，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决内患的同时，也没忘了应对外患。

四月十八日，应众臣反复上书之请，赵桓下诏加师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命其招抚蠢蠢动的钟相。

四月二十八日，诏有告人妄言同军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

同宋两国刚刚发生的大战中，不仅有梁方平、何等宋军望风而逃，还有不少上人家闻同军至而弃家奔走。

甚至在同军退兵后，临安城中还两次因同军复至谣言导致城中居民争相逃亡。

大宋军民惧同骨由此可见一斑，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负面情绪，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战者，每人举二员。

四月二十九日，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

显然，宋军惧同皆不敢战，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

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看能不能“众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并禁以金银饰。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财赋日窘，已经没人能开源了，节也有限度，怎么办？

曰“足，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既无足，也无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这两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或军队与地方豪相勾结等问题，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过了前的难关，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