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光绪二十六年庚(1900)17岁时始读《四库全书总目》，“遂穷日夜读之不厌”，为治学打下了实的基础。他称《四库全书总目》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以后，通儒辈，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矣，用亦弘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的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治国学者或好传统文化者指示着读书治学的门径。当代学者孟昭晋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法暨文献目录学》中把它比为目录学中的《红楼梦》甚为形象。

第二，汇聚、锻炼了一批人才。在乾隆崇奖经学，去除浮泛，提倡翔实的学风下，四库馆中人员的选举，是倾向汉学人才的。如震、杨昌霖等才俊，他们自被破格举荐馆，就无疑起到了为天下表率的作用，而他们又都是汉学的先，自然也引领了馆内外的汉学学风。

这一切无不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续古开今的内在动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哲理与智慧，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足可与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媲。

四库修书后，它的补续影印等工作也引起各界关注。自阮元开先河，到民国年间曾任法国总理的班乐卫、国内各界人土全力计划影印《四库全书》，以及抗战期间日本、苏联占有我文溯阁《四库全书》，以至20世纪80年代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1世纪初大陆再掀影印浪，至于今，则有南北二四库学术研究中心引领四库学界，《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倡议，并有建立全国四库学会的呼吁。四库学的研究及实践的硕果累累，已成为一门本于《四库全书》而于《四库全书》的专学。

今天，世界各国文化战略纷呈。而文化之争本质上是国本之争。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文化是否能持领军之势，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份何在: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如何描述;中国21世纪的形象谁来描述:呼唤着中国学人担当东方文化?传承发扬的重任，《四库全书》适逢其会。在此契机下，国内掀起了“四库”，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再次升温。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大众而言，《四库全书》的浩案让他们望而生畏，人们既不知其真正要义，价值何在，且无从手去读。它引领读书治学门径，它的传承文化之旨，也就难以知晓。本书即意在解此困惑，让《四库全书》走下殿堂，走大众，走青少年。为他们提供可资传习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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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于《四库全书》容括世界知识系的大型书籍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有专门的条目介绍《四库全书》，无疑《四库全书》被纳了世界文化系。以中国占世界人的比重所奠定的自己最大一宗纸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所占的比重，以《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如《经注》《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诸多有世界地位的著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实可见《四库全书》举足轻重的世界地位。今天，它获有了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等誉。

此外，四库修书期间，各界人士为着不同志向纷纷云集京师的同时，也为京师创造了优良的学术环境。四库修书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使得书籍从各地汇聚京师，不得见或难见的书籍，往在京师可见。当时四库馆臣，如翁方纲等就常去琉璃厂书肆、五柳居及文粹堂诸坊舍选书、购书。饱学修书之余，也经常聚会讲论学问。而那些暂居京城落魄不第的一批士，如洪亮吉等也得依四库馆就，在维持生计、养家糊的同时，认识了四库请臣，并相与探讨学问，为他日后的中举及走上仕途作了关键的铺垫。而阮元在四库修书尾声之际受到了四库修书余泽，使他日后又行大型书籍的编纂，继续四库之风。亦正因为曾受四库修书，使他扮演了学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角，了汉宋学的调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