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五经，无非考的是谁课本背得熟，对圣人的观理解得透。那自己的观呢？自己的思想呢？没有了。如果有，那就是零分。比如人家让你阐述“君是臣纲”，你抛开四书五经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阐述，那不是找挨打吗？你要从民主自由的角度阐述，挨打那是便宜你，没准会问你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古代言必称孔孟程朱，文革时期是恩列斯，都试图用一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古有八文，今有“党八”，都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产。

mzd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党八”，“提倡科学和民主”。“科学和民主”的确是治愈教条主义、八文以及一切形式的思想垄断的良药。但可惜的是mzd只是随那么一说，并没有真正照。他本人其实是最不讲“科学和民主”的。试看“dyj”、“放卫星”、“反右”、“文革”，哪一样算是“科学和民主”？

他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大家尽量把文章写得短小炼一些，不要言而无，搞得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对统一思想更加看重。文革惨祸的发生就是源于他对一切“离经叛”言行的剿杀。

明太祖对统一思想也非常重视。四书五经就是他统一思想的工。

明太祖特地让人重新审查四书五经，将其中有碍尊君的言论删除。孟因为说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被明太祖定为审查重。《孟》一书被删节三分之一。

明太祖恢复科举推行教育的目的是于政治的考虑，希望培养百姓的服从神以方便自己的统治。但这服从神被培养起来后，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

他对百姓他是以教育为主。但对于，他的原则是“世用重典”。

他首先加对官员的政绩考。称职的升职。不称职的降职。碌碌无为的罢职。贪污犯罪的司法门法办。

明太祖对官员贪污犯罪零容忍。他常说：“吾世，不得不用重典”。元朝把我们国家搞得七八糟的，我必须得用严酷的刑罚才能拨反正，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

明太祖是个非常严厉的老板。臣下犯错被他抓到，朝堂之上扒下，“乒乓”一顿扳。如果犯罪，那更了不得了。

明太祖最恨贪官。他说：我能宽恕廉洁官员的小过，但对贪之徒，再小的罪过也不宽恕。他规定：贪污60两纹银“剥实草”——就是把人剥成“标本”，象布娃娃似的在里填草，悬挂在官府公堂外，作为一个特殊的警示牌以儆效尤。

60两纹银，搁现在也就合万把块钱，就得“剥实草”挂起来。这标准如果要放到现在，一个电线杆挂仨也不够使。

不过，明太祖痛恨贪污，却舍不得薪养廉，开给公务员的工资比唐宋低得多，养家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