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后来宗武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也是“低调俱乐“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卫的“对日和谈“主张。

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层蒋介石、汪卫的注意，提为国民党政府外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涉事务。

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野心暴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

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陶惊一冷汗，力劝汪卫不要签字，退和谈，离开上海，或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

1940年1月2日，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联系重庆方面，争取得到军统的帮忙，从上海脱，转去香港。

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发觉是毒酒，索喝下去。“

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尽的想。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呢?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

1938年7月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

、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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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汪氏多年的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有汪系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卫晤谈，引为知)，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

同年11月20日，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宗武还随同汪卫、周佛海访日。以后，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

但汪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汪卫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

1939年12月30日汪卫签订卖国密约这天，宗武和陶希圣都借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陶对汪卫已劝不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

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日本人提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矿藏、银行、通、军警、武……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