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赵之间有卢、范生这类人。大团伙多达数千人，擅自取名号，攻打城邑，抢走武库中的兵，放走判死罪的犯人，把郡太守、都尉捆起来侮辱，杀死二千石级的官员，发布檄文促各县为他们准备饭；小团伙有几百人，抢劫的乡村数都数不过来。于是皇上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剿灭他们。但还是无法制止他们，就派光禄大夫范昆、各位辅都尉和原九卿张德等人，穿着刺绣的朝服，拿着虎符，发兵攻击他们，大团伙中被杀的竟多达一万多人，此外还照法律杀死那些供给作者饮的人。这件事诛连了好几个郡，被杀的多达数千人。几年后，才抓到他们的大首领。然而走散的士卒逃跑后又聚集成团伙，倚仗着占据了险要的山川而兴风作浪，他们总是群居，朝廷对他们无可奈何。是故朝廷颁行“沉命法”，说群盗产生没有察觉，或察觉后却没有捕捉到规定数额的二千石级以下的小官吏，凡主此事的都要被死。自此以后，小官吏们怕被诛杀，纵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害怕抓不到，若是犯法被判刑又会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不让他们上报。所以盗贼更多，上下互相隐瞒，玩法律，逃避制裁。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佐史时有贤能，被调去河东太守府任职。大将军卫青派人去河东买，看到减宣有贤能，便向皇上推荐他，他就被征召到京城大厩丞。他为官公正，渐渐升为御史和中丞。皇上派他主持主父偃与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晦的法律条文加诋毁，所以杀了很多人，他被赞为敢于理疑难案件。他多次被免官又多次被重新起用，御史及中丞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被免去中尉之职时，减宣担任左内史。他理米和盐的事，事情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经手，自己署县中各个门的财产和，县令和县丞也不能擅自改动他的决定，他甚至用重法来制下属。他当官好多年，其他各郡都只是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唯独减宣能由小事办到大事，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加以推广他的方法，当然他的方法难以被当成常法。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又担任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下属成信，所以在成信逃走藏于上林苑时，减宣派郿县的县令杀死成信。官吏和士卒们杀成信的时候，却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给法官判罪，被认为犯下大逆不的罪，判为灭族，之后减宣就自杀了。而杜周得到任用。

杜周是南杜衍人。义纵南太守的时候，将杜周视为得力助手，举荐他廷尉史。他侍奉张汤，张汤多次向皇上说他有贤能，于是他官升御史。朝廷派他去调查边境士卒逃亡的事，他死了很多人。他的上奏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被任用，与减宣相接替，担任中丞十多年。

杜周施政的手段与减宣相近，但是他事慎重，决断迟缓，他表面上宽松，实际上用法刻切骨。减宣左内史，杜周当廷尉，他施政仿效张汤，善于揣测皇上的心意。皇上看不上的，他就趁机陷害；皇上想宽释的，他就将其长期囚禁待审，暗中调查冤情。有门客责备杜周：“您要为皇上公平断案，却不遵循三尺法律，而是专以皇上的意旨来断案。难法官本来就应当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律是如何产生的？从前的国君觉得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觉得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情况的就是对的，何必要遵循古法呢？”

等到杜周担任廷尉，皇上让他办的案也越来越多了。被拘捕的二千石级的官员，有新秀有老官，牵连的不少于一百人。郡国官吏和上级官府送给廷尉办的案件，一年里多达一千多个。每个奏章上所报的案，大案要牵连有关证人几百人，小案也要逮捕几十人；这些人来京城，远的要走几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案犯被押到京城会审的时候，官吏就要求犯人像奏章中描写的那样来招供，如有不服，就用刑拷打定案。当时人们只要听到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走藏起来。案件拖得久的，甚至几经赦免，十多年后还会被指控，大多数都被诬陷为大逆不以上的罪名。廷尉还有中都官奉诏办案所捕的人多达六七万，下属所捕的人又要增加十多万。

杜周中途被免官，后来担任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以及卫皇后兄弟的儿，执法严酷，天觉得他尽职而又无私，升任他为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分别担任河内太守和河南太守。他执政残暴酷烈的程度比王温舒等人更严重。杜周开始当廷史的时候，只有一匹，而且备也不齐全；到了他长期当官，位列三公的时候，孙都了官，家产积累多达好几万。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这十个人，都以施政严酷暴烈而闻名。可是郅都刚烈正直，能引援是非，争着对国家有益的大事。张汤因为懂得君王的心思而投其所好，皇上则与他上下合，当时也多次辩论天下大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得益。赵禹常会依据法律持正义。杜周则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原则。自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靠严酷诋毁，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碌碌无为，只求护住官位，他们防止犯错尚且不及，哪有时间去研究法律之外的事呢？然而这十个人中，那些廉洁的完全可以人们的表率，那些污浊的完全可以人们的鉴戒，他们谋划策，教导百姓，禁止邪，一切作为都斯文有礼，且恩威并施。执法虽严，但与他们的职务相称。至于蜀郡太守冯当凶暴摧残百姓，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人，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天郡骆璧人招供定案，河东郡褚广胡杀人，京兆的无忌、冯翊的殷周之凶狠如蛇、鹰，衡都尉阎奉拷打犯人，着犯人钱请托，哪里值得说！哪里值得说！

游侠列传

韩非说：“儒生以文章来破坏法度，而游侠靠着武力违犯禁令。”韩非对这两人都加以讥讽，但儒生却多被世人称。至于用权术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他的君主，功名都被写在史书里，本就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用功读书，怀着特异的君的品德，行为不与当代俗人苟合，世人也嘲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的草屋里，穿布衣服，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有四百多年了，而他们的弟们，却不知倦怠地谨记他们的志向。现在的游侠的行为虽然不遵循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必然守信用，事必然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事必定会怀着诚意去，肯牺牲生命去救人于危难之中。就算已历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也不夸耀自己的能耐，同时也不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大概这是他们非常值得赞的地方吧！

何况危急的事，是人们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米仓时遇到了危急情况，伊尹曾背着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于傅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夷吾曾过脚镣手铐，百里奚曾喂当隶，孔曾在匡地被囚禁，在陈地、葵地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的仁人，这样的人尚且遭遇这些灾祸，何况是才能中等而又生逢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祸怎么能说得完呢？

世人有这说法：“何必知是否仁义，已经享有利益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耻，竟会饿死在首山，可文王、武王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损王者的声誉。盗跖、庄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羽却不断称颂他们的义。由此可见，“偷衣带钩的人被杀，窃取国家政权的人却被封侯，受封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不假。

现在拘泥于所学的人，有的死死守着狭隘之理，长久地孤立于世，哪能比得上降低标准去迁就世俗，随世俗沉浮而猎取声名的人呢？而平民百姓，看重取舍皆符合义、能实现承诺的德，不远千里去追随义，冒死为义而不恋尘世，这也是他们比别人的地方，并非随随便便就能到的。因此读书人困窘的时候愿意将命托付给他们，这不就是人们所谓的贤能与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大小及能力低，比较对当今社会的贡献，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从以功效来表现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义举又怎能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的事迹都湮没了。近代的延陵季、孟尝君、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靠着有封国及为卿相的富贵，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好比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洪亮，而人们却听得更清楚，因为这是风势激的结果。至于民间侠客，修养品行，砥砺名节，好名传遍天下，没有不称赞他们的贤德的，是因为他们能办好世人难以办好的事情。然而儒家和墨家都对他们加以排斥，不把他们的事迹记载在文献里。秦朝以前的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湮没无闻，我很遗憾。据我听到的，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他们虽然时常犯汉朝的律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皆符合义，廉洁而退让，有值得称赞之。他们的名声并非是没有据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凭空附和他们的。至于结成帮派的氓勾结起来，倚仗钱财役穷人，凭借暴力欺凌孤弱的人，放纵望，只求自己快乐，游侠认为这是可耻的。我悲哀世俗之人不能明白其中的真意，却误把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暴徒视为同类，一并加以耻笑。

鲁国的朱家，与祖同时代。鲁国人都以儒学传世，而朱家却因为行侠而闻名。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数以百计，其余被救的普通人更是说都说不完。但他始终没有夸耀自己的本事，不因他对别人有恩而沾沾自喜，唯恐再见到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恩惠的人。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都是先从贫贱的人家开始。他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破烂烂，每顿饭只有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拉的小车。他一心救别人于危难之中，胜过为自己办事。他曾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等到季布地位尊贵后，他却终不肯见季布。从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们不伸长脖盼着和他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行侠而闻名，他喜剑术，像服侍父亲那样服侍朱家，他觉得自己的行不及朱家。田仲死后，洛现了剧孟。洛人靠买卖为生，而剧孟凭着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的时候，条侯周亚夫担任太尉，乘坐着驿站快车将到洛时，找到剧孟，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而不找剧孟相助，我知他们是不成事的。”天下动，宰相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对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上类似朱家，而他喜博棋，他所玩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当剧孟的母亲去世时，从远方奔来送丧的人，大概能坐满上千辆车。等到剧孟去世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剩下。而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行侠而闻名于江、淮一带。